在当前疫情防控过程中，信息公开成为了民众高度关注的议题。近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也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检察日报》记者的采访。

      张建伟指出，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上报机制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确定疫情的信息有一个过程。再者，判断疫情有多严重，对社会危险性有多大，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对外界宣布其为传染病时，病毒可能在几天内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次新冠肺炎暴发就揭示了这一点。”张建伟说，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省一级的单位发布传染病信息固然权威，但是疫情发布渠道的高度窄化可能造成疫情信息发布滞后。

      张建伟认为，瞒报、迟报信息恰恰造成病毒在全国蔓延，公众恐慌反而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所谓担心民众恐慌，可能是长期以来政府管理中‘成人儿童化’的视角倾向，把民众当作没有自控能力的儿童看待，担心民众一旦知晓真实情况的危险性，就难以自控。”他进一步强调，隐匿真实信息，让民众不知情，虽然不会有恐慌，但是危险决不会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会潜滋暗长。再者，在官方信息披露不够时，会给谣言传播让出空间。民众知晓的真实信息越有限，谣言滋生的土壤就会越多。他还分析，即便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定的恐慌心理，也出现了一些恐慌现象，但是民众总体情绪还是安定的，一定的恐慌是“可防可控”的，不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性后果。而适度的紧张让大家加强自我防疫，让各地政府和社会机制有所动作，反而对于遏制疫情蔓延有积极作用。“没有了这种适度的恐慌，反而容易让人放松，破坏疫情防控好不容易呈现的向好局面。”张建伟说。

      张建伟谈到，除了建立容错机制，给予医疗机构更多权限外，也应该给新闻媒体更多的自由，让其发挥预警作用。“我们现在的媒体，往往是在国务院或者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发布信息以后，才进行相应的报道，起不到社会预警的作用。1月19日之前，武汉媒体报道中鲜少看到疫情相关信息。”他说，如果所有的信息渠道被关闭，只剩下在网络自媒体上发布信息，靠民间小范围的口口相传发布信息，甚至是被压制、训诫，会造成整个社会预警途径的关闭。结果还会造成整个地方疫情防控机制停摆，人们一如既往地生活，毫无防备地相互交际。他表示，如果媒体能早日刊发不明肺炎信息，在引发读者关注的同时，也会促使国务院或者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注意到相关信息，及时进行权威发布，辨别真假，或消除恐慌，或早日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