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在 2015-09-09 00:00 提交
在昨天召开的“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国外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的“从严治党”连连发问。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回应提问中介绍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中,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层领导出问题,让中央开始研究并思考怎样管好掌握党和国家高层权力的党员干部。他告诉南都: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
最终要通过制度解决问题
当国外专家就中国对高层垄断权力腐败发问,李君如做出回应:中央正就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这样一些高级领导人层面的案件进行研究和思考。
“思考的结果是:‘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也都是邓小平说过的话。”李君如说,现在一个严峻的考验是:掌握着党和国家高层权力的党员出问题,谁来查处?
他介绍,目前中央正在研究,怎样管好2000多名省部级领导,怎样管好近200名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怎样管好20多名政治局委员、7名常委。
“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党员,同样都要接受党纪国法的监督。”李君如说,最终还是要通过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正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
腐败与我党的性质对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反腐败?
李君如解释说,这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攻进北京城,没多久政权就垮塌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能当李自成,掌握权力后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艰苦奋斗。
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相关。李君如介绍,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决不允许侵犯人民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腐败是与我们党的性质相对立的。当前,中央意识到不能让腐败蔓延下去,所以党中央下决心要痛击腐败、要对腐败零容忍。
自我监督包括“手术”“调理”
在对话会开幕式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谈到:中国共产党应当加强自我进化、自我革新、自我约束来解决腐败问题。有国外学者就此发问:自我监督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吗?
李君如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信仰与制度、教育与惩办、党内和党外、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自我监督机制。通过党员干部的自省、党组织根据规章制度进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纪委的执纪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政协委员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都是“自我监督机制”组成部分。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实践来看,这种自我监督机制是有效的,它不仅有“外科手术式”的纪检惩办机制,还有“中医调理式”的信仰和党性教育机制,既袪邪,又扶正,能治病,也能治未病。
问答
“塌方式腐败”哪找这么多官员来换?
中组部副部长:被群众举报属实的官员要拿下来
在中国山西、云南出现的塌方式腐败,引发国外专家关注。在昨天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有与会的海外专家问:山西等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从哪里找这么多官员来顶替他们?是否会对干部评价和选拔体系带来影响?
对此,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向群坦言:对组织部门而言,如何选拔官员、防止带病上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介绍说,基于此前的经验教训,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进行了重新修订,其中便在领导干部的酝酿、选拔、提名等环节增加了相关的要求。
同时,组织部门也加强了一些制度的执行力度。比如官员申报事项制度,以前对官员申报的事项没有核查,现在不仅要进行核查,而且对于拟提拔官员的申报事项要逐一核查,有申报不实的(拟提拔官员)就要拿下来。
陈向群还介绍说,尤其在对干部的考察当中,现在特别要求组织部门要深入到熟悉干部的群众当中去,从家庭情况、工作情况、8小时之外等多个方面了解,有疑问的干部一律不使用。
除此之外,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也进一步紧密了联系,在提拔干部前,都要以正式行文的方式来征求纪委的意见,对接到群众举报的拟提拔干部,纪委都会反馈,这时就暂不提拔、直到把问题查清楚才会用,而对确实有问题的干部就要拿下来。
对于山西、云南等地发生塌方式腐败后官员的选用,陈向群表示:虽然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很大,但总体来说,腐败分子在干部总数当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少数,大多数干部还是廉洁的。
声音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不想腐败丑行上头条就不要做
昨天上午“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开幕式上,多位与会的外国前政要作为特殊嘉宾受邀讲话,在“从严治党”这一主题下,反腐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前领袖陆克文谈到反腐问题时表示,“不想丑行上报纸头条的话,那你就不要做”。
腐败通常从政府最低的层级开始
“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陆克文认为反对腐败是一种全球认可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他在发言中引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段公开发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 N 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他认为,“王岐山的这番话,不仅仅适用于孔子和儒家文化,对全世界很多文化都适用”。
陆克文曾经领导的工党在澳大利亚担任了25年的执政党,谈及澳大利亚政府以及工党治理腐败问题时,陆克文介绍,当他还在昆士兰州的时候,当地的工党就帮助当地政府建立了第一个反腐败委员会。“在过去25年里,我们的反腐败委员会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断监督官员的行为。我们想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如果不想让丑行上头条的话,那你就不要做。”
在陆克文看来,腐败通常从政府最低的层级开始。“地产、土地管理等领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非常容易产生腐败,不管省还是州还是全国层级上,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
避免出现没有信仰、没有原则的阶层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在致辞中谈及欧洲的腐败问题时表示,腐败在欧洲,在意大利,都是一个重要、敏感的话题,不仅影响一国的全球竞争力、经济发展,也会破坏政党的信任和民主进程。
达莱马指出,腐败还会滋生犯罪行为,使集团化的犯罪渗透到公职部门,因此反腐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政党的责任,是透明性和责任的结合,也就是说,政治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让公民对政治家的公共行为进行监督,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体制,使普通人获得开展直接监督的手段和方法,在他看来,这是反腐败最好的保障。
达莱马还提到,实际上腐败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关,在西方,政治总是受到经济、金融影响,其中一个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象是,腐败使那些没有政治资源的人士遭到边缘化,因此让人民参与监督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阻止财富在某些政治家中聚集,并避免特权阶层固化,同时避免出现没有信仰、没有原则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