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案件是多发案件。实务中，公检法机关往往以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标准，作为是否立案，甚至是否刑拘、逮捕、起诉、审判的依据；对于没有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嫌疑人，往往一律羁押，不同意取保候审。

　　在具体办案工作中，侦查、检察机关往往忽视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办案人员普遍认为，伤情鉴定是法医负责的工作，与已无关；办案人员往往只关心鉴定结果，而对鉴定人回避、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质、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问题、鉴定程序、方法、标准、分析过程，以及鉴定意见的形式等具体问题，基本上并不进行任何审查。这就给错案埋下了隐患。

　　作为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时，面对被害人伤情鉴定意见，应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办案人员没有依法对被害人进行检查，并依法制作检查笔录，以确定被害人的伤情和嫌疑人的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一十二条“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检查的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检查的侦查人员、检查人员、被检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现场具备勘验、检查条件的，应当及时进行勘验、检查”.“ 第十四条 伤害案件现场勘验、检查的任务是发现、固定、提取与伤害行为有关的痕迹、物证及其他信息，确定伤害状态，分析伤害过程，为查处伤害案件提供线索和证据。”

　　前段时间，在河北某地的一件故意伤害案中，“嫌疑人”郑某应“被害人”亓某之约上门讨薪，被亓某打成轻微伤。而十个月后，亓某却被公安机关法医鉴定为轻伤——手臂和腿骨骨折，河北警方据此将郑某上网追逃。2016年2月底，郑某因薪水一事与纪某对簿公堂时，被警方当场带走，后被刑事拘留。我们介入后，向当地检察院提出了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法律意见，即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被害人伤情不是郑某行为所致的合理怀疑，建议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很快，检察机关就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嫌疑人”郑某当日被释放。

　　第二，《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是否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骨折等内伤类轻伤害案件，公安机关法医进行伤情鉴定所依据的检材主要是X光片、CT片、核磁共振片等影像资料及医院门诊病例、住院病例，而这些检材又多是“被害人”于案发后第一时间自行诊疗所得，并没有经过法医、侦查员的监督、见证，而医院又没有核对病人身份信息真伪的职能。这就为“被害人”偷梁换柱，提供虚假影像资料、病历给法医进行鉴定提供了可能。

　　我们在辩护工作中，就曾代理过一起轻伤害案件，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在与被告人及其亲属交流中，我们得知“被害人”案发前后，身体状况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不同；而法医出具的鉴定意见却是，其多处肋骨骨折，构成轻伤，鉴定的依据就是被害人于案发后第21天提供的CT片。根据被告人亲属要求，并依据我们审查公安机关法医鉴定意见发现的问题，向一审法院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认为公安机关法医鉴定依据的CT片不是“被害人”，要求进行同一性鉴定。经多次交涉，一审法医同意了我们的申请，后委托北京一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论是重新鉴定期间拍摄的“被害人”同体位CT片，与公安机关法医鉴定所依据的CT片，经比对多处不符。后来，公诉机关撤回起诉，作出了不起诉决定，被告人被释放。

　　第三，是否保障、告知嫌疑人申请回避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对于鉴定人，同样适用前述关于回避的规定，这一点作为法律人是共知的。但是，如果我们律师发现，给“被害人”拍X光片、CT片、核磁共振片的放射科大夫、阅片会诊专家、“被害人”的接诊主治医师，与“被害人”有近亲属、利害关系人等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的，怎么办？

　　近日，我们代理的另一起轻伤害案件，“被害人”就医、拍片、治疗所在的两家医院，分别是其儿子、儿媳的工作单位。公安机关法医鉴定所依据CT片、病历全部来自于这两家医院，且是“被害人”自行向法医提供的前述检材。我们介入后，以有理由怀疑法医鉴定的检材虚假为由，成功向侦查机关申请了重新鉴定。

　　总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错案随之也就发生。轻伤是轻伤害案件构罪的必备要件，鉴定是确定伤情的基础，检材又是伤情鉴定的基础。我们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着重审查鉴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