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美国的司法，或许大家会想起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该案创设的“米兰达警告”，在电影里几乎成为一句经典的台词。根据该规则，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又或许大家会想起辛普森杀妻案，该案中富有的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斥巨资组建的辩护“梦之队”，利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规则，使其免予牢狱之灾。美国法律似乎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程序上设定了重重保护措施，其周全之程度，甚至有时令善良的人们愤愤不平。不过当犯罪嫌疑人为少数族裔、穷人、妇女、儿童或者智障者时，情况似乎有所不同，除了程序的保护，歧视与反抗、苦难与救赎亦并不罕见。布莱恩•史蒂文森所著的《正义的慈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样本。

门罗县的凶杀案

阿拉巴马州的门罗县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的家乡。1986年11月1日上午11点多，该县某洗衣店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被害人隆达•莫里森，一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姑娘，背部中了三枪，倒在繁华的商业区。

警方用尽了手头所有的线索却一无所获。几个星期后，人们开始私下议论警察的无能，随后逐渐变成公然批评。恰在此时，因另一谋杀案被捕的拉尔夫•迈尔斯为了减轻罪责指证沃尔特•麦克米利安是莫里森谋杀案的杀人凶手，并在警方的诱导下指控麦克米利安鸡奸了他。警方随即逮捕了麦克米利安。在看守所，以监狱告密者闻名的黑人青年比尔•胡克斯向侦查员报告说，他在莫里森凶杀案发生时开车经过洗衣店，并指认麦克米利安的卡车就是他在6个月前洗衣店外看到的那辆。检察官以迈尔斯和胡克斯的证言作为证据指控麦克米利安谋杀，麦克米利安被判处死刑。

麦克米利安是一个已婚并拥有三个孩子的木材商，几个星期之前他因与年轻的已婚白人女性卡伦•凯利有染而声名扫地。彼时正就职于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的史蒂文森为麦克米利安提供法律援助。经过艰苦的工作，他发现了麦克米利安无罪的证据：在凶杀案发生当天，麦克米利安一直与家人和朋友在自家的院子里烤鱼并出售；他的卡车在案发6个月之后才改装成胡克斯指认时的样子；警方曾支付给胡克斯5000美元，并在其指证麦克米利安后将之从监狱释放。更关键的是，备受煎熬的迈尔斯此时也承认其对麦克米利安的指控纯属捏造。

麦克米利安最终被无罪释放，但此时距离麦克米利安被关进死囚区已经过去了6年。释放后的麦克米利安利用其能得到的数量不多的赔偿款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并不圆满。妻子离开了他，生意失败，最后他得了痴呆症，在对死囚区的恐惧中，走完了他的一生。

“死囚犯”是如何炼成的？

掩卷之余，若有所思。作者写作本书，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死囚犯与自由人惊天逆转的传奇故事。分析作者提供的素材，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隐约可见：哪些因素促使麦克米利安被“塑造”成一个死囚犯？

选票压力。美国的警察和检察官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组建，能否任职取决于人民的选票，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其他更多的州，阿尔巴马州法官遴选同样采用政治选举模式，法官的职位去留亦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同时，法律赋予了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对刑事案件而导致的民事责任的豁免权，消解了其滥用权力的制约。基于这两个原因，在凶杀案震惊全县、舆论沸腾之际，面对人们快速侦破本案的要求，无论是警察、检察官，还是法官，“尽快”抓住凶手是当务之急，因此选择性忽略某些证据、甚至制造伪证亦就在所难免了。

社会偏见。少数族裔、同性恋、女性等既是美国政治选举中的重要议题，社会亦常常对这些弱势群体存在偏见。社会偏见的程度，常常会影响审判的结论。这个判断应非虚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臭名昭著的科斯特案中判定：“黑人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不是美国公民，无权向联邦法院上诉。”该结论的得出显然是受到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的影响。麦克米利安案亦如是。在美国的南部，人们普遍认为跨种族约会，甚至与白人女性结婚是一种过火的行为，有些地方这些行为甚至会导致黑人被私刑处死。事实上，与凯利偷情的事情被曝出后，麦克米利安就迅速地被妖魔化了。麦克米利安的原审法官罗伯特•李•基打给史蒂文森的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南阿拉巴马州大毒枭？……”“……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人有多邪恶，包括我，但我知道的是，他的所作所为让人恶心。他甚至可能是迪克西黑手党。”

诉讼能力。当以麦克米利安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被错误地代入刑事司法程序后，要想证明自身的清白是极其困难的。通过作者讲述的其他案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黑人、穷人、妇女、儿童或者智障者，面对繁复专业的司法规则，他们不可能像富有的辛普森一样有能力组建“梦之队”，因诉讼能力的欠缺而只能使他们任人摆布。面对他们的辩解，人们通常会这样反问：如果不是他，那真凶是谁？在麦克米利安申诉的过程中，阿拉巴马州调查局新任侦查员汤姆•泰勒和格雷格•科尔在已经确定麦克米利安不是真凶时，仍用这种逻辑告诉史蒂文森：“好了，工作还没结束。我们要破案，并且我们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如果他们知道谁是真凶，接受麦克米利安先生无罪的意愿就会大大增加。”“嗯，我想总检察长和政府律师更想在未来的几个月里维持现状，直到我们逮捕真正的凶手。”虽然作者在本书中并未披露真凶有无落网，但没找到真凶恐怕是麦克米利安一直待在死囚区的原因之一。

因此，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迫于选票压力，急于回应公众关切时，这些备受歧视而毫无招架之力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佳犯罪嫌疑人，并随着司法“齿轮”的转动走向监狱或刑场。

与司法恣意的抗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克米利安无疑是幸运的。对他而言，正义或许迟到了，但终究没有缺席。事实上，作者提供的这个样本在揭示美国司法的制度性的缺陷时，亦展示了人们抗争司法恣意的努力，这些人值得记录。

首先，坚守理想的法律人。美国有为数不少的类似组织和杰出的律师，比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等，他们为穷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提供的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司法的恣意和不公平。本书作者史蒂文森在哈佛法学院就读期间，即前往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实习，毕业后更全职服务于该委员会，并创建运营非盈利的平等司法倡议组织，为众多贫困的死囚犯提供无偿法律帮助。在麦克米利安案中，他遭遇基法官的无理冒犯、泰特警长的敌意，甚至炸弹恐吓，但始终矢志不渝，最终为麦克米利安赢回了正义。

其次，秉持良知与操守的新闻媒体。即使可能面对种种风险，《华盛顿邮报》《新闻60分》等美国全国性媒体还是坚持客观地报道了麦克米利安案件的情况，当然这些报道少不了受到当地官员和当地媒体的诋毁和抱怨。虽然作者认为“全国报道对我们刑事上诉法院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毫无疑问，这些媒体的报道让公众全面了解麦克米利安的定罪和谋杀案本身。这些或许也是麦克米利安尽快走出死囚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犯罪嫌疑人”的家人和朋友。麦克米利安案中，他的家人和朋友在他身陷囹圄时坚信他的清白，愿意深夜恭候在卡车房子里告诉律师他是一个诚实善良的人，愿意冲破重重阻挠参加他的听证会，愿意在他重获自由时，默默高举起那些简单而动人的标语牌和横幅：“欢迎回家，约翰尼•D（麦克米利安的昵称）”，“上帝从不让你失望”，“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他们的信任和期望，不只是给予史蒂文森和麦克米利安信念和力量，更召唤了正义。

美国法官经常使用的结束语是：“May God have mercy upon your soul（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宽恕不代表视而不见或放任自流，更重要的可能是——在仔细地省思后——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6-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