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一方面，由于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济、政治生活需要，其检察机关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基于检察机关在现实社会控制中所起作用的一致性及各国之间法文化融合的加强，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又具有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比较两大法系检察机关的差异，研究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检察体制问题的研究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两大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的差异 

两大法系在检察机关最显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其性质和职能范围。关于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学者有的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机关是公诉的机关，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1] 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根本区别。其实，这一结论不无商榷处，因为公诉职能仅仅是检察机关承担的诸多职能中的一种。如果说侦查职能，审判监督职能还可以视为公诉职能的必要准备和延伸的话，那么其所承担的监督和执行判决、干预民事诉讼、提供法律咨询[2]等职能则是公诉职能这一界定无论如何也包容不了的。正如俄国法学家穆拉耶夫指出的那样：“检察机关……这些公职人员的使命，按职务来说，主要地是使他们在司法方面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机关的代表。”[3]这里我们不妨逐一考察大陆法系各国对检察机关职能的规定。在法国，最高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法国检察机关除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外，还对下列事项行使广泛的监督权：“（1）监督司法辅助人员；（2）监督、检察书记员；（3）监视司法救助制度的营运；（4）监督户政官员；（5）对私立教育机构的监督；（6）对公立精神病院的监督；（7）对开设咖啡店、酒店等特种营业的资格审查；（8）对新闻、杂志等定期刊物进行审查，等等”。“德国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除对刑事诉讼的侦查、审判和执行有广泛监督以外，“对律师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也负有一定的监督职责。”葡萄牙检察机关也具有比较广泛的监督职能，《葡萄牙检察署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的权限有：“……7、监督司法官员的工作；在自身权限内，维护法庭的独立，并监督司法职能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9、 在监督司法职能依法进行时，依据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可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10、监督常规法律的合宪性。共和国检察长可请求宪法法院对任何违宪的规定进行宣布……”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因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职责范围稍小，因而将其界定为“诉讼机关”似乎更为妥当，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更加广泛，将其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较为合适，因为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法律均赋予了检察机关以广泛的法律监督权，英美法系国家则一般没有这种规定。 

在组织体系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检察机关的高度统一性，而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则表现出相当的松散性。美国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互相独立”[4]的特征。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象审判职能一样由联邦和州两级分别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构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行政别上。而且，美国的检察机构无论是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互相独立的。换言之，联邦、州和市镇检察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甚至没有监督和指导关系。英国在1985年《犯罪起诉法》颁布以前，其检察机构也具有英美法系检察机构的传统特色——分散性。英国没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检察机关体系，其中央不设司法部，也没有一个中央检察机关，中央检察职权分别由内政大臣、国王的法律官员和公诉处长三者分别行使。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则具有高度统一性。法国“全国检察官内部实行一体化原则。上令下从，形成一个整体。司法部长有权指令追究某一案件。”[5]德国实行联邦制，其检察机关分联邦和州两个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之间互相独立，但在这两个体系内部则是一种严格的统一领导关系。 

再次，两者的差异还表现在检察官裁量权的行使上。在传统上，英美法系检察机关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英国法律规定，即使犯罪已经得到证据充分证明，但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检察官也可以决定不予起诉。1951年，当时的检察总长肖克若斯（Shaw cross ）作了关于公共利益的经典性说明，它得到了此后历任检察总长的支持：“本国从未有过这一法规——我希望永远也不会有，即：受到嫌疑的刑事罪行必然自动地成为起诉的对象。”[6]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下述广泛的理由而不予起诉：“a、法庭可能会罚交很小或象征性罚金；……e、起诉可能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有很坏的影响；……h、会伤害资讯来源、 国际关系或国家安全的细节，可能会被公之于众。”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方面的权限也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决定是否起诉方面，检察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几乎不受限制，如果检察官决定对一确已犯罪的案件不予追究，则无任何力量可以限止他。此外，关于不起诉的理由也无严格限制，检察官对不愿起诉的案件可以借口证据不足或检察署人手不足为由，而拒绝起诉。对于已经起诉的案件，在审判前，检察官也有权随时撤回公诉；对于不起诉或者撤回公诉，检察官也无须说明理由。与这种几乎不受限制的起诉裁量权相适应，美国检察官还有与被告一方进行辩诉交易的权利。[7]与此相反，大陆法系各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则小得多。在传统上，大陆法系国家采取起诉法定主义，犯罪行为符合法定条件就必须起诉。虽然大陆法系国家的近现代刑事诉讼程序采取了起诉便宜主义而赋予了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不仅在条件上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在程度上也受到了由被害人方面启动的诸如“强制起诉”、“准起诉”等程序的制约。与英美国家相比，其自由裁量程序之狭小，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检察官制度的不同也是两大法系检察机关的显著区别之一。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检察官选任途径的不同。英美法系的检察官一般来自律师，而大陆法系的检察官则是国家作为“法律人”（或称法律家、法曹，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之一专门培养的，法学院的毕业生经过1至2次司法考试和一定期限的司法实习，便可自由选择是作检察官还是作法官、律师。 

其二，检察官保障制度和社会地位不同。大陆法系检察官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因为大陆法系检察官和法官地位一样，俗称检察官为“站着的法官”，而审判官为“坐着的法官”；而英美法系检察官则是作为普通行政人员来管理的。法国和德国检察官实行单独的工资等级和标准，检察官和法官工资水平一致，其工资起点与较高级公务员工资起点相当。法国规定检察官的退休年龄为65岁，而普通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60岁。与此相适应，大陆法系检察官的社会地位高于英美法系。 

其三，检察官队伍稳定程序不同。大陆法系检察官是专职培养的，且保障制度较好，社会地位较高，因而检察队伍比较稳定；而英美法系的检察官队伍则不然。英国虽自1986年起建立了统一的检察机构，但是对于检察官决定起诉的案件，他们只能在治安法院出庭支持公诉，在刑事法院、高等法院等则必须聘请大律师出庭支持公诉，因而出庭公诉人员固定性差。美国检察官队伍流动性也非常大，其原因有两点：一是美国检察官薪水和社会地位比法官和私人律师都低，检察工作没有吸引力，检察人员往往只把检察工作作为以后从事其它工作积累经验和资本的“跳板”而不是将其作为永久性职业；二是美国检察官任期只有四年，与政党共进退；每新总统上台都会重新任命本党人员作为检察官来替换原来的检察人员，对整个检察系统实行“大换血”，从而极大地影响着检察官队伍的稳定性。 

二、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差异成因之分析 

每一事物的形成都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基础的，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差异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究其成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检察制度产生发展方面的原因。检察制度最早产生于何国，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起源于法国；二是认为起源于英国；三是认为当代检察制度有两种不同的起源（中国除外）：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英国，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准确。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早期主要是美国受英国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影响），后期则主要是英国受美国的影响，特别是英国1985年的《犯罪起诉法》受美国影响很大。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也存在类似交互影响的情况。此外，两大法系这间也有相互借鉴。 

法国的检察制度萌芽于十二世纪。当时法国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这种国王代理人，即为以后的检察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国，检察官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有类似于现代的法律监督职能。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期，法国法律明确规定国王代理人承担以下监督事项：代理国王监督赎金的缴纳是否合理；监督没收财产及其它判决的执行。15世纪以后，检察官除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还行使以下监督职权：监督诉讼的提起及进程；监督地方官员是否竭尽职守；确保国库之收入；检查制度量衡；决定面包售价；监视图书馆和法科大学。与法国不同，英国的检察官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只是作为国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国王提供法律咨询和参与诉讼，而不承担法律监督职责。英国自1066年被威廉公爵征服时起，政治上就已实现统一，随后的法制统一任务，主要是依靠英王设置的王室法院的法官们进行巡回审判，通过判例法来实现的。这样，就无需国王代理人承担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任务，在王室法院设立之后，直到13世纪才设立的检察官就仅仅是国王的法律顾问，而不承担法律监督之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次是源于法律渊源的不同。在法律渊源表现为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里，在法律上和诉讼理论上，判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只能依据事实严格适用成文法，因而检察官肩负起保证制定法在全国统一实施的责任就成为必然，赋予检察官以法律监督权是成文法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而在法律渊源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体系是通过法官来创造和发展的，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一直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司法至上观念的支配下，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权威是不能容忍有更上位的监督者的。检察监督观念与这种法官的崇高社会地位相抵触，是不可能有生存的根基的。 

再次是诉讼模式的差异。综观现代各国诉讼制度，虽然检察官在法庭审判阶段都承担公诉职能，但因诉讼模式的不同，其履行支持公诉职能的方式自然存在着差异，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也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检察官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法庭上诉讼地位对等。而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不仅法官在法庭上不是消极地进行仲裁，而且公诉人在法庭上也是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诉讼职能的检察机关的代表，检察官在法庭上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8]。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地位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作为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只负责提出其所指控的事实和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以达到对被告定罪的目的，而不承担提出有利于辩方的事实和证据的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公诉人不但要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同时还必须考虑对被告人无罪罪轻的有利的证据，以使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例如，德国检察机关“对判决的合法性负有监督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不仅是指控被告的公诉人，而且是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保护者，检察官负有全面收集证据，包括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和无罪两方面的证据的义务。法律要求检察官遵守客观中立原则而不是对抗被告人。因而有人认为在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关系上，检察机关是中立机构。另一方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官对证据及其认定的合法性，对判决的合法、公正性负有监督义务。”

最后，是起诉传统方面的原因。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早地确定了公诉制度，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侵犯。“对每个犯罪行为，检察院、警官原则性地负有展开侦查的义务。有足够的行为嫌疑时，检察院必须提起公诉。”[9]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犯罪进行追诉的，没有法律的允许，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公诉权。虽然实行“起诉便宜主义”，但并非基于当事人处分主义，而是基于国家刑事政策方面的考虑。而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诉讼理论将刑事诉讼视为与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不同的诉讼，检察官作为与民事诉讼原告地位相同的一方当事人，当然享有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自由。因而英美法系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远远大于大陆法系国家。 

总之，特定的历史起源、成文法的法律传统、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共同决定了大陆法系检察官是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的一身二任的特殊角色，广泛的职权范围、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法定的检察官培养渠道、对检察官良好的保障机制、检察官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检察队伍的稳定性，就成为大陆法系检察机关的必然特征。而与这种广泛的权限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相伴相生的防止权力滥用的必要性与起诉制度上的公诉传统相结合，又使得对检察官的裁量权进行严格限制成为必需。而英美法系则恰好相反，特定的历史和现实铸就了其检察官相对单一的诉讼角色及与这种诉讼角色相适应的职权范围的狭小、组织体系的松散、检察官保障机制的缺乏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而当事人处分主义的诉讼理论决定了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三、检察机关发展的一般趋势。 

交通、通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全球化的深入，使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认识到：不同的检察制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而自检察制度产生之日起，不同的检察制度之间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趋势。这里，既有同一法系不同国家检察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也有不同法系检察制度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在相互影响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发展趋势。 

（一）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呈扩大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运行日趋复杂及维护国家和公益要求的因素的增加，各国政府均加强了对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干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强有力的杠杆，其作用普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不仅在传统上检察机关职权范围较大的大陆法系如此，而且传统上检察机关职权范围较小的英美法系也逐渐加强了检察机关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其一、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大陆法系检察机关职权范围一直很广。“法国检察官在司法活动中，特别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唯一介入全部司法程序的司法官员。 ”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这种作用仍在继续加强。在传统上职权较小的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其权力也由起诉阶段向两端即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延伸，成为刑事诉讼中唯一的一个能参与各个阶段诉讼活动的机关。以英国为例，根据1985年《犯罪起诉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获得了一定的对警察侦查行为的监督和建议权。这种监督和建议权表现在：（1）“为了防止警方对应该提起诉讼的案件不予提起诉讼，法律要求警察局长将本辖区内的每一严重犯罪通知检察官”[10]（2）“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要给予警察必要的司法建议；指导警察收集和发现充分的，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11]美国检察机关的权力比英国大，有很大的侦查权和指挥侦查权。依据美国联邦法典第28篇有关条款的规定，总检察长“有权侦查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12]联邦检察官“对在其司法区内实施的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有权要求进行或继续侦查。” 地方检察机构的检察官“可以要求警察继续侦查”。助理检察官“在提起诉讼前调查犯罪事实，有些案件，首席检察官可派本署侦查员参与侦查。”美国检察机关还有监督狱务假释事宜，联邦总检察长有权监督司法行政管理、监狱和其它惩办机关。

其二、检察机关的职能从刑事诉讼领域扩大到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在传统上，检察机关一般只参与刑事诉讼活动。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化和权利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检察机关开始比较广泛地干预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检察机关有权干预民事诉讼的国家很多，如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瑞典、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芬兰、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布隆迪、乌干达、突尼斯等国，都在法律或判例中确认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英国法学家爱伦斯特·J·柯恩在《当事人》一书中写道，在民事诉讼中， “总检察长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是必要的当事人。在其余的案件中他有权发表意见。在有关慈善事业管理的诉讼中，总检察长作为王室代表，他是当然的当事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申请宣告合法的案件……。”[13]在美国，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也享有广泛的权力。如美国第72任总检察官格里芬·B·贝尔这样写道， 美国联邦政府检察官可以“对政府主要合同中所产生的民事欺诈行为提出诉讼……。”[14]在行政诉讼方面，譬如在英国，凡是涉及公共权利和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令或宣言加以保护的，必须有检察长参加。英国检察长在行政诉讼中既可能是原告人，也可能是被告人。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享有提起诉讼、参与诉讼、在法庭上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向上级法院或主管法院提出控诉、上诉或复审请求等的权力。 

其三、检察机关的职能从诉讼领域扩展到社会事务的其它方面。近几十年来，随着政府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干预一般社会事务的职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如1981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的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规定，检察机关负责“为丧失能力或自己不能解决合法代理人的诉讼人，代理或提供保护，并促进建立民法规定的保护性机构及其它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和无人保护者的机构”。葡萄牙检察署也有广泛的社会事务干预权，包括“……4、促进和协调预防犯罪的工作；5、接受劳动者及其家属的非官方委托， 维护其社会权利；……11、接受咨询；12、法律规定的其它职权。”

（二）检察机关独立性增强 

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中，检察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因而司法独立并不适用于检察机关。但鉴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国外学者均认识到检察权与司法权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想公正地实现司法权，公正妥当地行使检察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为要确保司法的独立，必须保证检察权对立法权及其它行政权的独立。”[15]为此，各国除了从人事制度上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和保障机制（关于这一点，将在其后阐述）以外，还从以下方面来保障检察的独立性。 

其一，注重检察机构的独立性。这一点各国均如此。审检合署的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强调检察机构应不受法院的影响，审检分署的国家则强调检察机关在执行业务时相对其主管机构应具有一定独立性。在这方面，英国做得最为彻底。英国1985年《犯罪起诉法》建立了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检察机构。全部检察官属于国家系统中的官员，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制，最上层的检察机构通过总检察长向议会负责。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得以实现，英国检察系统实行财政独立，检察机关经费独立预算。这样就使检察机构完全摆脱了地方当局的控制和影响，也不受警方干涉。法国检察官受司法部长的指挥和领导，但为了保证其相对独立性，法律规定，最高检察长处于独立的法律地位，他不从属于司法部长，他与最高法院院长同为国家最高司法官，是国家司法的总代表，其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官承办案件时享有独立的公开指示权、表明个人态度权和拒绝停止追究指令权。荷兰法律规定，司法部一般不具体干涉检察官办案，但它有权就某一案件是否提起诉讼，向检察官发出指令。葡萄牙《检察署组织法》规定， “检察署独立于其它中央及地方政权机构，享有独立的地位。” 葡萄牙检察署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行政机构，各级各地的共和国检察官、检察长和总检察长助理，均分别隶属于上级，并向其报告工作，而与其所在地政府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或指导关系。1992年1月17 日公布的《俄罗斯联邦检察院法》确定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即联邦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家权力机关、管理机关、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的干涉。

其二，许多国家确立了检察一体化原则。检察一体化原则对内要求检察官上命下从，所有检察机关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执行职务；对外则要求“检察权的行使保持整体的统一，不受外来势力，特别是来自现实的政治力量的不当影响，进而实现维护公正秩序和尊重基本人权的国家目的。”[16]

（三）检察官制度日趋严格完备 

检察官是检察制度运行的基础，完备而科学的检察官制度是建立完备而科学的检察制度的必要前提。各国检察官制度日趋严格而完备的具体表现是： 

1、担任检察官的条件要求较高。英美法系检察官一般必须获得律师资格，而获得律师资格的要求是很高的。如美国获得律师资格必须是在大学毕业的基础上，通过竞争激烈的法学院LSAT入学考试后，在法学院学习三年期满，再通过相应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才能获得。法国获得检察官资格必须在大学毕业后，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后在国立审判官学院修业期满。 

2、选任检察官的程序极为严格。其一是任命的主体地位要求很高。美国的联邦检察官都是经参议院同意，由总统任命的；德国的联邦检察官以及法国的全部检察官均是由总统任命的；荷兰的检察官由司法大臣提名，报女王任命；奥地利检察官由司法部长任命，总统签署；其二是程序严格。在德国，联邦检察长联邦检察官的任命须经过四道程序：经联邦司法部长提名，并向联邦总理建议，总理同意后提交上议院讨论通过，最后由联邦总统批准。奥地利检察官的任命也要经过四道关：由检察官人事委员会挑选，并向司法部长推荐，司法部长同意后再呈报总理府，由总理报总统签署。 

3、检察官保障制度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规定：“检察官的服务条件、充足的报酬、任期、退休金以及退休年龄，均应由法律或者颁布法规或条例加以规定。”[17]检察官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是身份保障。日本《检察厅法》第25条规定，除例外情形外，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停职或减薪。荷兰检察官实行终身任职制。二是经济保障。为了保障检察官的正常生活，保证检察官公正执法和考虑到检察官工作的特殊性，日本检察官工资法规定，日本检察官的工资待遇要比普通公务员高出百分之三十。这种工资待遇，使得检察官生活在较高的水平线上，从而为公正执法奠定了基础。在日本，检察官贪图经济利益而违法犯罪的情况很少，这与其较高的工资待遇是有关系的。奥地利检察官的工资水平在国家公务员中是最高的，要平均高出百分之十五左右，与法官比较，虽然工资级别标准相同，但工资起点高于法官。三是特权保障。检察官对于公正执法负有重大责任，因而必须享有与这种特殊责任相适应的特权保障。《俄罗斯联邦检察院法》规定了“检察长（检察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这种保护的对象还有其家庭成员及财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凭公务身份证明，有权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免费使用城市、城郊和地方交通的一切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除外）；在农村则可使用任何顺路的交通工具；在他们因公务出差期间，有权优先预定和获得旅馆的床位及任何交通工具的凭证。

（四）对检察权行使的制约机制日趋加强 

为了防止检察权的滥用，近年来世界各国在扩大检察机关的职权和增强其独立性的同时，普遍加强了对检察权行使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主要措施有： 

1、加强司法部（又称司法省、法务省）首长对检察官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在日本，法务大臣在保障检察机关的准司法性质和检察官一体原则的前提下，有权对检察官执行职务进行一般性的指挥监督，如“以训令、通知、会议等方法，谋求统一法令的解释和案件处理等方针，或要求作出报告。”其它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 

2、通过诉讼程序本身加强对检察权行使的制约。如德国的强行起诉程序，日本的准起诉制度和检察审查会制度等。德国的强行起诉程序规定，当检举人接到检察官终止诉讼的决定时，如果他同时是被害人，则他有权在两周之内向该检察官的上级检察官（通常是州检察官）提出申诉。上级检察官审查后可以决定继续开始诉讼程序，也可以维持终止诉讼的决定。对于后者，检举人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向州高级法院申请作出强行起诉决定。州高级法院可以驳回申请，也可以决定提起公诉，当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时，检察官必须执行该决定，正式提起公诉。但在进一步的诉讼中，检察官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可以建议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 

3、加强对检察官违法失职行为的惩戒。日本检察厅法规定，检察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将按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免职、停职、减薪或训告的处分：“（1）违反国家公务员法或人事院规则；（2）违反职务方面的义务或玩忽职务；（3）有与作为全体国民的服务者不相称的违法行为。”[18]奥地利检察院组织法规定， “如果因检察官的原因致使案件的处理不公正或错误，检察官应受到追究。视责任性质和大小，追究形式有教育告诫、纪律处分、追究刑事责任等……如果由于错案给被告人或其它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国家赔偿法给于赔偿。”[19]法国、德国、荷兰、葡萄牙等国也都有严格的检察官惩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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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武生、左卫民《中国司法制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2] 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3]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检察制度参考资料》第三编，1980年版，第11页。

[4] 何家弘《论美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4期，第24页。

[5] 中国检察考察团《法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第54页。

[6] 英国《下议院辩论》第483 卷， 第681 章，1951年1月29日。

[7] 柯宾《美国检察官的权限》，《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第59页。

[8] 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9]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0] 龙宗智《英国检察制度的重大改革》，《人民检察》1987年第6期，第31页。

[11] 程味秋《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12] 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13] 《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第16卷第55页，转引自肖禾、杨志宏《外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两个特点》，《人民检察》1989年第6期，第23页。

[14] 《美国司法部的机构与职能》第8页，转引自：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198页。

[15] ［日］伊藤荣树《日本检察厅法逐条解释》，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16] 董潘舆《日本司法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91页。

[17] 徐鹤喃《〈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实用问题解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18] ［日］伊藤荣树《日本检察厅法逐条解释》，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19] 中国检察考察团《奥地利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0期，第55页。

作者单位：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

文章来源：《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