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2016-06-24

    古代中国，早在秦代就已实行司法责任制，及至唐代，司法责任制趋于成熟。《唐律》详细地对司法官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构建了完善的司法责任制度体系，为防范司法官不公正裁判案件提供了兜底的追责制度保障。《唐律》所构建的缜密完善的司法官责任制，一直成为唐代以后历朝司法责任制的蓝本，至今仍有知往鉴今的重要意义。

    有权必有责。只有权责一致，司法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保障防线的积极作用。《唐律》对司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的责任追究，作了层次分明的构建。它首先强调司法官必须依律文定罪，不得援引比附；如果以致罪有出入的，以故失论。“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即是说，当事人本来没有罪，如果司法官故意虚构事实，或有法不依，或为私情而导致当事人有罪的，司法官应负全责。可见，司法官徇私枉法裁判，须要对其追究全部责任。这就确立了司法官主观故意枉法裁判须追全责的司法责任制原则。

    在强调对司法官故意枉法裁判追全责的同时，《唐律》又对司法官在不同情形下的责任追究作了细化，并分别对不同层次的责任追究作出了泾渭分明的规定。“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加之”。概言之，当事人本来犯轻罪，司法官故意判为重罪，应将所处重罪扣除应处轻罪之后的余罪科罚司法官。流徒以上的罪，因对人身侵害较大，就要科司法官以枉入的全罪。显然，这是对司法官故意畸重裁判严厉的责任追究。

    对于司法官故意畸轻裁判，《唐律》同样作了责任追究规定。“诸断罪应决配而听收赎，应收赎而决配之，各以本罪减故失一等；应绞而斩，应斩而绞，徒一年，自尽亦如之，失者减二等”。如此对司法官畸轻裁判作出细致的责任追究规定，显然是为了防止司法官从畸重裁判走向畸轻裁判的极端。畸重畸轻两者之间相得益彰的责任追究体系，能够有效防止司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权力的滥用，从而为减少冤错案件的发生提供了责任的制度保障。

    此外，《唐律》还对司法官过失误判的情形也作了责任追究规定。“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不难看出，司法官即使过失误判，也不能推卸责任，只是减轻论处而已。这就堵住了司法官以无意过失论推卸责任的制度漏洞，为司法官尽量减少误判而构建了一种倒逼机制，显然有利于最大化地实现司法公正。

    西方有法谚云，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司法不仅要实现正义，而且还要强调正义的时效性。鉴于过于严密的责任追究体系可能引起司法官的畏葸，并有可能“久拖不决”而影响司法效率，《唐律》又对案件的审结期限作了具体规定。“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狱案，辨定须断者三十日程。其通判及句，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速，不在此例。”同时还规定禁囚五日一虑，二十日一讯；在京城羁押的囚犯，本司录其所犯案情与囚禁月日以申报刑部。如此严格的审判时限规定，无疑有助于司法效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唐律》对司法责任制的规定是完整和严密的，不但有效维护司法权威，促进了司法公正，也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致《唐律》构建的司法责任制体系在唐代以后自清代以绛长达近千年时间内，成为各朝制定司法责任制的蓝本。即使到了今天，《唐律》关于司法责任制度体系的构建，仍有诸多值得借鉴的有益启示。

    启示一：司法责任制的构建，须以依法审判为总原则。司法是适用法律的过程，其前提是法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裁判案件。没有法官的依法裁判，公正司法只能是一纸空文。《唐律》强调司法官必须依照律文定罪，违背这一原则，将被追究全部责任。这实际上是对司法责任制作了总原则的顶层制度设计，为法官划出了不得违背法律裁判案件的责任“红线”。当前，我们在司法改革中着眼于构建法官终身司法责任制，也应坚持依法审判这一总原则。凡法官没有依法审判的，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均不得在责任追究方面享有豁免权。这是法官依法正确履职的兜底制度，必须始终不渝地坚守。

    启示二：司法责任制的构建，须以统一的案件质量标准为基础。法官办案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法官责任的追究，案件质量的认定标准是追究法官是否违法裁判的主要依据。如果不以一定质量标准的认定来确定是否需要对法官进行追责，那么，法官司法责任制的构建就会形同虚设。《唐律》对司法官责任的追究，以案件质量为核心，分别从徇私枉法裁判、畸重畸轻裁判以及“久拖不决”影响司法效率等方面，构建了一整套严密完整的责任追究标准，杜绝了司法责任追究的模糊空间，为司法责任制的落地生根扫除了障碍，无疑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在当前的司法责任制构建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法官违法审判的七种情形，同时对八种不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的情形进行了明确界定，无论是故意违法审判，还是因认知原因或因工作责任心不强而导致的案件质量问题，都设计了具体的标准，这就为依法追究法官司法责任可供实践操作奠定了基础。这与《唐律》中分门别类追究司法责任的精神一脉相承。

    启示三：司法责任制的构建，须以有区别的责任承担形式为保障。毋庸置疑，没有有效的责任承担形式，再严格的司法责任制也只能是“纸糊的老虎”，中看不中用。《唐律》对司法官责任承担的形式，按故意徇私枉法裁判、畸重裁判、畸轻裁判和过失裁判等四种情形，对司法官的责任分别予以不同形式的追究，极具操作性，从而使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因有明确的承担形式而能够落到实处。当前，司法改革正深入推进，法官司法责任制的构建是重中之重，其中法官司法责任的承担形式又是焦点，必须予以明确。没有明确的责任承担形式，法官司法责任的追究完全有可能陷入“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尴尬境地。《唐律》关于司法官责任承担形式的具体规定，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唐律》关于司法责任制的构建十分严谨周详，对维系当时的司法公正、促进司法权的规范行使起到了积极作用。有道是，知往鉴今，对于今天正在改革中重塑的司法责任制而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让其更好地服务于司法责任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