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卫东( 1960 － ) ，男，山东蓬莱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程 雷( 1978 － ) ，男，河北廊坊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在前期调研与资料整理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吕晓刚、陈建军、程永峰、郑博等参与了实证研究活动，在此表示感谢，但文责归于作者。

【文章来源】《政法论丛》2014年第4期

【内容摘要】对五个省看守所的调研发现，总体上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看守所 会见权

看守所作为专门的未决羁押场所，是重要的诉讼保障主体，在服务诉讼和人权保障领域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职责。基于我国当前审前羁押率较高的司法现状，对于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看守所是其在判决前的主要活动场所，诉讼活动的所有影响均会在看守所当中折射出来。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言，不仅其自身实施法律的情况是评估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的重要指标，更为重要的是看守所能够反映出大量与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有关的有效信息。正是基于此，看守所中被羁押人的人权保障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被视为测量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两大基本价值博弈现状的风向标，同时也应当被视为评估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的重要窗口。正值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开局之年，在公安部监管局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课题组先后走访全国多家看守所，对新刑事诉讼法中与看守所相关规定的实施状况分专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旨在客观观察、记录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状况，并总结相应的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探索推动法律良好实施的一般性规律。

一、律师会见被羁押人相关法律规定实施情况

( 一) 看守所保障律师会见权取得重大突破针对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内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 37 条规定了除三类案件外，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且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此次调研的看守所，基本上都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以及看守所的相关规定安排律师会见，没有特别的限制。只要律师能够提供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等文件均能保证其在 48 小时内与在押人员会见，并不存在诸如“必须两名律师会见”，“会见女性在押人员必须有女律师参加”，“要求律师提供三证之外的其他证件”①等不合理规定。通过与在看守所等待会见的律师交谈得知，普通案件的会见，持有“三证”即可顺利会见，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不会因为手续问题故意刁难或不予安排。对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三类特殊案件的会见，办案机关在送押时就会将因为特殊案件会见需办案机关批准会见的文件移交看守所，看守所通常会将该类文件在指定区域公示。当有碍侦查情形消失后，均能“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解除禁止会见，以保证在侦查终结前保证律师会见到犯罪嫌疑人”。对于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各看守所均对律师会见室进行了必要的改造，拆除或关闭了录音设备及监控设备的音频传输功能，确保律师与在押人员的交流不被监听和录音。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看守所除了按要求完善各种会见设施之外，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便利律师会见。［1］比如开通专门服务热线提供咨询，通过微博、QQ 等发布看守所动态，安装排号叫号系统解决会见排队秩序混乱问题等，另外专门为律师提供足够的停车位，方便律师停车，以便利会见。②律师会见权的实现必须以充足的会见设施为保障。为此，各看守所均增设或改造律师会见室，以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律师会见数量增加所带来的压力。此外，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会见不受监听，为此，各看守所均对会见室的监控设施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保留视频监控功能，取消音频监控功能。既满足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的需要，又对会见情况进行实时监控，降低会见风险。针对会见室不足的难题，各看守所通过对已有硬件设施的统筹利用，最大限度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实现。例如，A 看守所统筹安排利用闲置的讯问室，在征得会见律师同意的前提下，将讯问室的录音设备关闭后用于律师会见。为保障律师会见的顺利展开，其他看守所也纷纷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例如，北京的看守所新增了律师会见系统，提供单间会见，并且为等候会见的律师设置律师休息室。江苏省南京市看守所对会见室进行了改造，办案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室内监听和监控同时开启，律师会见时，律师持专用磁卡即可关闭室内监听设备。浙江省内 85 个看守所采取新建或改建的方式，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 1 至3 间律师会见室，平均每个所都设置了 4 至 5 间律师会见室，并配备了必要的设施。③

( 二) 看守所保障律师会见实践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看守所在贯彻新法规定、保障律师会见权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应当予以积极肯定。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时日尚短，加之配套措施的完善需要一定的周期，在调研过程中还是发现，当前看守所在贯彻律师会见相关法律规定方面仍存在部分缺陷与不足。

1． 硬件设施不足，影响律师会见质量。虽然在新法实施以来，看守所为保障律师会见，纷纷通过扩建或改建会见室的形式，提高律师会见硬件设施建设水平。但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还是发现部分看守所存在硬件设施建设不足，难以满足律师会见需要等问题。

( 1) 律师会见室数量严重短缺。按照《看守所建设标准》，讯问室平均每 25 ～30 人一间，律师会见室平均每 50 人一间。但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看守所的会见室设置未能达到上述要求。例如 C2看守所，羁押量超过 6000 人，但是会见室仅有 12 间，还有两间是法律援助专用会见室。这导致律师在会见时需要长时间的等候，势必影响律师会见权的实现。

( 2) 律师会见室与讯问室配置比例失衡。根据《看守所建设标准》，讯问室与会见室比例基本为 2:1，但是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发现，各看守所存在会见室与讯问室数量配置比例失衡的问题。这种数量上的配置失衡反映的实质上是看守所对律师会见与办案机关提讯不平等对待，对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3) 律师会见室建设不规范。根据《看守所建设规范》的要求，律师会见室面积应当与审讯室相同。但是在 C2 看守所，律师会见室不但面积比讯问室小，而且都是由普通挡板隔开的小隔间，律师与在押人员会见时，声音混乱嘈杂犹如菜市场，一个问题往往需要核对很多次方可确认。此外，律师会见室设施简陋也影响了律师会见的顺利进行，例如，“上海市浦东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室条件较为简陋，无空调，只有电扇，但 10 间讯问室均装有空调; 山东省淄博看守所律师会见室没有空调，冬冷夏热，夏天会见几分钟就大汗淋漓; 成都市看守所，12 间律师会见室虽然都有风扇，但有 7 个是坏的。甚至有的看守所会见室不通电。”④按照《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律师会见室应用金属栅栏分隔”。但是在 A、C1、C2 看守所，律师会见室均未按照规范要求设置金属栅栏，而是使用安全玻璃加以隔离。虽然看守所为律师会见室配备了免提通话设备，但根据课题组成员在 A看守所内的实地体验，发现通过设备传输的声音较为机械、刻板，不利于律师和在押人员的有效交流。

2． 会见过程中仍存在看守所民警在场的情况。“假如律师会见不能在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与自己的客户商讨并接收他的秘密指令，他的法律帮助就会失去作用。”⑤为确保律师与在押人员在会见时交流的私密性，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调研情况反映，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办案机关工作人员在场监听律师会见在押人员的情况，律师会见室内也只保留了视频监控功能，但仍然存在律师会见时看守所监管民警在场的个别情况。当然，课题组亲历的监管民警在场的情形主要是监管民警为确保会见秩序与安全、顺利办理会见手续在会见场所周围进行巡视。换句话说，这种监管民警的在场主要是安全戒护与安排会见，并非听取律师与当事人间的谈话。这与 1996 年刑事诉讼法执行过程中的办案机关派员在场的功能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在 B、C1、C2、D 四家看守所在押人员的问卷调查发现( 如表 1) ，律师会见时看守所监管民警在场的情况较为普遍; 在 A 看守所内对在押人员的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存在这一问题。

表 1 问卷调查关于律师会见时是否有监管民警在场监管民警在场

看守所监管民警在律师会见时在场，其主要目的在于降低会见风险，防止律师借会见之机为在押人员传递违禁物品，影响监管安全。前文所提及的会见室内以玻璃为隔断可能也是出于这一原因。尽管看守所监管民警并非办案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并不具有强烈的破案和胜诉动机，但是其近距离在场还是会影响律师与在押人员之间的正常交流。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在现有的会见室设置状况、律师职业素质等现状下，监管民警不在场，如何确保会见安全以及律师严格遵守会见规定。比如不得借用手机给犯罪嫌疑人使用、不得传递物品，这些问题也属于诉讼顺利进行的基本要件。维护诉讼的顺利进行是看守所的基本职责，国际准则也并未禁止狱警在场，只不过要求在场的位置限于“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地方”。

3．“三类案件”成为办案机关限制律师会见的借口。为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刑事诉讼法在规定普通案件律师持“三证”即可会见的同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重大贿赂犯罪律师会见应当经办案机关批准。在课题组调研中发现，上述“三类案件”被部分侦查机关扩大解释，成为限制律师会见的借口。有监管民警反映，只要是贿赂案件，办案机关基本上都按照“特别重大”限制会见。并且通常情况下，这种经批准的限制会见基本上就是变相的禁止会见。因为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由他们所经手的经批准方可会见的案件，基本上都没有律师预约会见。其他相关调研也表明果，这一问题在当前并非个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⑥而且实践中还存在任意扩大三类案件罪名范围，限制律师会见的情况。例如在 D 看守所，就存在办案机关以在押人员涉嫌抽逃出资罪为理由，要求看守所禁止律师会见。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对三类案件的认定上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够明确，这当中尤其是对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的认定存在争议最大。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45 条第二款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范围进行了规定，但是其所规定的三种情形中的后两种，即“有重大社会影响”、“涉及国家重大利益”这两种情形应当如何认定因主观性较强，在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容易蜕变为办案机关限制律师会见的恣意借口。［2］P20

对于办案机关利用案件属于三类案件为由，限制律师会见，律师和在押人员因权利受限自然持有异议; 同时看守所作为办理律师会见事务的直接主体同样持否定态度。例如，在调研中就有监管民警反映:“保证在押人员的会见权，对我们的监管工作是有利的。看着办案机关一纸通知限制会见，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严格执行。我们概念里的‘特别重大’应该是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不是也不能是任由办案机关操作，应当予以明确。”

二、看守所在遏制非法取证方面的功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其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受到广泛的关注。“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层面的非法证据排除必须以司法层面的非法证据的预防和证明为基础。由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直接目的在于遏制侦查程序中的刑讯逼供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后法定的讯问场所只能是看守所，［3］P236 －237因而这一阶段内对非法取证行为的预防以及证据固定，对于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新刑事诉讼法主要通过“及时入所”、“固定讯问场所”、“提供非法取证的证明材料”三种渠道遏制看守所内的非法取证行为。通过对 A、B、C1、C2、D5 家看守所的实地调研来看，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拘留后，24小时之内送交看守所羁押的规定执行状况一般; 其次，看守所不但对讯问室进行了改造，实现了讯问人员与在押人员的物理隔离，而且建立了视频监控系统，对讯问过程全程监控; 最后，看守所能够通过提供入所体检材料、提解归所时的体检和照相的材料( 或提解归所后的访谈记录) 、讯问时的录音录像等，作为检察机关、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要事实依据。

( 一) 拘留和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

1． 拘留和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执行状况不容乐观。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拘留后应当在 24 小时内移送看守所，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但根据调研问卷的数据及与看守所民警、被羁押人的访谈发现，实践中的执行状况并不乐观( 见表 2) ，其中被拘留后长时间被羁押于办案场所及超时限移送看守所缺乏程序性制裁措施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

表 2 拘留或逮捕后移送看守所时间

具体而言，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新刑诉法规定的被拘留后 24 小时内送看守所的规定未得到有效贯彻。根据与 A 看守所内多名在押人员的回忆，他们在刑警队的讯问室内被讯问了两天两夜之后才被移送至看守所。办案机关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 83条第二款，“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的规定。此外，在与 A 看守所监管民警座谈过程中，部分民警提出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被拘留人，明知其被采取拘留措施已超过 24 小时，但针对这类情况，看守所作为唯一合法的羁押场所，因此种情形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收押的情形，看守所很难拒绝收押。还有部分地区的侦查部门延迟宣布拘留，在送押时当场宣布拘留，彻底规避了 24 小时送看守所羁押的法律规定。

2． 办案机关拖延送所时间的原因。办案部门之所以不愿将被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法律规定及时移交至看守所，根本原因是为了便于突破案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旦被移送至看守所，所有的讯问行为都只能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过程会被看守所讯问室内的录音录像设备全程记录。更为重要的是看守所出于保障被羁押人安全，防止发生非正常死亡的职责，必然会对办案部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行为加以监督和制止。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看守所内的讯问行为受到看守所及驻所检察官的监督与制约，办案部门必然尽力延长将犯罪嫌疑人置于自身控制之下的期限。新刑诉法对办案机关的提解出所做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拘留和逮捕后至移送至看守所之间的时间自然格外受到“青睐”，办案机关可以利用这一时段集中讯问，以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对被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当他们尚未从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恐慌感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在办案场所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讯问人员更容易获取心理优势，形成对被讯问人的高度心理强制，这种情况下突破案件的目的是最容易实现的。［4］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办案部门才屡屡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想尽千方百计拖延将被羁押人移送至看守所，而缺乏制裁性措施的立法欠缺则更进一步纵容了这类行为的发生。对于看守所而言，一方面，超过 24 小时送看守所羁押的情况并未明确为拒绝收押的情形，因此，看守所对这一立法规定的实施能够发挥的制约监督作用有限; 另一方面，由于看守所并不向辩护律师提供具体的收押时间等信息，导致辩护律师难以收集有效的证据，向法庭证明办案部门存在程序违法行为。

( 二) 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的实施状况

1． 对在押人员讯问均在看守所内进行。从整体调研的结果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所内讯问的数量明显增加，所内讯问整体情况较好，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现象。

( 1) 讯问程序存在瑕疵。在 C1、C2 看守所的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办案机关所内讯问时未能严格执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的规定。据监管民警介绍，为了敦促办案机关执行上述规定，看守所规定只有在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同时在场时才予以办理提讯手续。但问题是提讯手续办妥后，后续的讯问过程中却经常出现只有一名侦查人员讯问的情况。显然，办案机关的这一做法是明显的程序违法。刑诉法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一方面是出于讯问的需要，有利于客观、真实地获取和固定证据; 另外，其既可以防止侦查人员单独讯问时可能发生的徇私舞弊或非法讯问，同时，对侦查人员自身也是一种保护，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诬告。而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单独提讯的做法无疑会导致上述立法目的落空。

( 2) 部分看守所内为检察机关单独设置自侦案件提讯室，用于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时使用。根据研究人员的观察，这些专门提讯室与普通提讯室空间大小相仿，有的看守所中的专门提讯室没有设置金属栅栏这一物理隔离设施，并且专门提讯室的室内墙壁均作了特殊的包装处理。据 C1 看守所监管民警介绍，之所以在普通提讯室之外还要为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设置专门的提讯室，主要是为了创设较为宽松的讯问环境，促使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问题。根据 2006 年《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关于在看守所设置职务犯罪专门讯问室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职务犯罪案件讯问完全可以使用看守所现有的讯问室，没有必要单独设置专门的讯问室。在看守所内设置单独的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讯问室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取消物理隔离的专门讯问室更是违背讯问室建设规范，不利于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

2． 看守所对提解出所严格规范。为避免办案机关利用提解出所规避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的规定，各看守所均对提解出所行为持非常慎重的态度，设置一系列措施防止提解出所过程中发生“提外审”的现象。这些措施包括:

( 1) 特殊的审批程序。据 C1 看守所监管介绍，提解出所的，必须经分局值班领导批准，这是《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办法》) 所明确要求的。D 看守所进一步严格了这一审批程序，要求必须由分管监管的局领导审批方可提解出所。

( 2) 严格限制提解出所事由。根据《条例实施办法》第 23 条规定，提解出所的，除了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或者宣判以外，其他事由仅限于因侦查需要提解出所辨认罪犯、罪证或者起赃。实践中，看守所通过对《提讯证》或《提票》的书面审查判断提解出所的事由。

( 3) 严格控制回所时间。《看守所条例》及《实施办法》均未对提解出所的时间做出明确规定。C1、C2、D 看守所的做法是，提解出所的，当天晚上 12 点前必须送回看守所，A 看守所要求提解出所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 小时。为督促办案单位遵守上述规定，看守所还采用电话通知的方式进行提醒。

( 4) 回所体检。《看守所执法细则》2 －03 规定:“对提解出所的在押人员，看守所应当对其进行询问和体表检查，并书面记录，由看守所民警、医生、办案人员和在押人员四方签字确认”，“发现在押人员体表和健康有异常的，看守所应当要求办案机关作出书面说明，并立即书面报告主管公安机关、上级业务指导部门和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室; 对有生命危险的，拒绝收押。”实践中，看守所基本遵守了上述关于询问和体检、记录等的规定，但根据提解出所的办案单位不同而略有差异。法院提解出所的，回所时一般只进行口头询问和记录，并不体检; 而其他办案单位提解出所的，送回时则要进行询问、体检、照相等手续。

( 5) 归所访谈。D 看守所对于提解出所的在押人员归所后，都会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就是在提解出所的过程中身体上有没有损伤，是否受到了变相的刑讯逼供等内容，访谈记录需在押人员确认无误后签字确认。

( 三) 看守所在非法取证证明中的固定、提供证据方面的功能

看守所作为专门的羁押场所，能够获取和保存在押人员的身体及生活状态的第一手资料; 在押期间的讯问行为也依法应当在所内进行，因而能够掌握讯问全程的视频资料等信息。这些信息是证明办案机关讯问所获取的证据是否是非法证据的主要事实基础，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当前看守所的工作机制，可以为非法证据的证明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发挥证据固定和提供作用。

1． 入所体检材料。通过对 5 家看守所的实地考察和与监管民警的访谈得知，每位在押人员在进入看守所时，都要接受较为严格的健康检查，检查的项目具体包括血压、血常规、心电图、B 超和胸片等。一旦发现其身体有所损伤，在问明原因后监所医生会详尽予以记录并编号保存。而这份体检记录也就成为法官、检察官们判断在押人员进入看守所前是否受到刑讯的重要参考依据。

2． 提解出所时的证据固定。( 1) 提解归所时的体检与拍照。为避免办案机关利用提解出所的机会讯问在押人员获取证据，看守所一方面严格规范提解出所的审批机制，另一方面还通过对在押人员归所后的体检机制记录其身体状况，预防非法取证行为。根据 C1 看守所监管民警反映，“xx 省关于提解出所有自己的专门规定，提解出所的理由只能是指认现场。如果是以提审为由进行提解出所须由值班领导审批，提解出所不得在外过夜，晚上12 点之前必须回来。提解归所时必须体检、照相，如果发现离所期间在押人员身体受到损伤或者其他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必须留档备案，并及时向有关的上级汇报。”看守所的这一做法，一方面限制了办案人员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长度，可以有效遏制各种不人道的取证行为; 另一方面，如果提解出所后遭受了非法取证行为，归所时的体检材料和照片就会成为法官、检察官判断在押人员是否遭受非法取证的重要参考依据。( 2) 提解归所后的访谈记录。D 看守所提解出所的在押人员归所后，监管民警都会与其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是在提解出所的过程中身体上有没有损伤，是否受到了变相的刑讯逼供等内容，访谈记录需在押人员确认无误后签字确认。

3． 讯问时的录音、录像。此次调研的5家看守所的讯问室，在新刑诉法实施以后都对讯问室进行了改造，基本上实现了讯问人员与在押人员的物理隔离，这大幅降低了刑讯逼供行为出现的概率。另外根据监管民警的反映: “讯问时，会保证在押人员正常的饮食、休息时间，并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的录音、录像，讯问室的监控设备最低可以保存 15 天的纪录。”讯问地点固定化以后，刑讯逼供基本上杜绝了，但是变相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还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下讯问室的监控设备提供的录音、录像资料会成为检察机关、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要参考资料。据A 看守所监管民警介绍，讯问室中录制的视频资料可以保存一个月，并且可以向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提供。然而，对于看守所录音录像系统能否替代办案机关自行对讯问的录音录像，调研中多数受访民警持反对意见。其担心包括: 看守所视频监控系统中的录音录像不能满足法庭的证据规格; 操作录音录像容易导致过度介入案情，与看守所中立的地位不符; 增加监管人员的工作量等。这些顾虑的存在导致实践中对于看守所内的讯问仍然是两套系统分别录制，看守所视频监控系统的录音录像原则上仅供内部管理使用。4． 看守所对在押人员提出的非法取证的线索提供证明材料。为及时掌握在押人员的实际状况，各看守所均在监仓内设置了视频监控系统。通过与 C2看守所监管民警的座谈了解到，“对于在押人员提出非法取证线索的，看守所竭尽所能提供其所掌握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每个监仓的监控设备的录像，其作为证明材料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监视在押人员”。监仓内的视频资料可以全面地记录在押人员在看守所内的生活状况，可以反映其被提讯前后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这些信息对于证明其是否遭受刑讯逼供行为具有一定的证明力。

三、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其他问题

( 一) 看守所与法律援助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提前了获得法律援助的时间点，这被视为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进步。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要求公检法机关对于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对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四种情形、五类人员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然而，根据课题组就法律援助问题展开的其他调研工作显示，2013 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数量增幅仅有 60%左右，远远低于预期的增幅。更为重要的是，不少基层法律援助人员反映，侦查环节上侦查机关怠于履行告知义务或者转送程序不顺畅导致侦查环节上法律援助数量最少。主要表现为，侦查起诉两个审前环节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量总和等于审判环节，三个环节上法律援助案件的比例大致分布为 20%、30% 与50% ，其中主要是法定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这说明，在侦查环节上不少案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而未提供法律援助。

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将法律援助权的告知义务赋予了办案部门而非看守所，⑦这种程序设计使得看守所保障法律援助权存在法律障碍，特别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看守所是否应当履行法律援助的告知义务与保障义务没有规定。由于绝大多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处于看守所内，告知义务与转交手续的设计又与看守所存在诸多联系，所以，看守所、办案部门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与优化。公安监管实践中，不少部门意识到看守所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要性，也试图通过一些实践探索推动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比较普遍的一种实践方式是，法律援助机构在看守所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通过在工作站中设置值班律师或者放置宣传单、公式法律援助机构热线电话的方式普及法律援助常识，提高法律援助潜在受众的法律意识，同时还承担向家属等探视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极个别的试点地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向在押人员提供法律咨询。这些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工作尚存在功能上的显著差异，核心之处在于其不能向在押人员直接提供辩护帮助。在法律援助机构调研中，课题组了解到，看守所完全可以成为潜在受援对象的重要发现地，因为看守所对于在押人员的情况，特别是经济困难程度有着较为长期与客观的评判。比如 D 市看守所出具的建议法律援助机构以经济困难为名向在押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商情，D 市法律援助中心全部不经审核直接提供法律援助。

( 二) 送交执行难

送交执行难包括投牢难以及近期出现的暂予监外执行时社区矫正机构接受难的问题。所谓“投牢”，即公安机关依法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的诉讼活动，它是连接刑事审判与刑罚执行活动的关键环节。刑事诉讼法第 253 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依法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从此次调研所到访的 C1 看守所以及 C2 看守所的情况看，“投牢难”是这两个看守所乃至其省内其他看守所普遍面临的难题。以 C2 看守所为例，其实际日关押量为 6200 人，其中已决犯 1081 人，已决犯的数量占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数量的 17． 4%; 已决犯中，余刑三个月以下留所服刑罪犯 710 人，余刑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待投送罪犯 317 人，余刑一年以上待投送罪犯 54 人，待投送的比例占到已决犯总量的34% ，真正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余刑三个月以下留所服刑的罪犯仅为 66%。“投牢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看守所严重超量关押。以 C2 看守所为例，该所的设计关押量为 3000 人，而目前实际日关押量为 6200人以上，最高峰时曾达到 6998 人，超设计关押量达两倍之多。造成“投牢难”最为直接的原因是监狱床位有限，监狱本就持续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在监狱床位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投牢难”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 而即便是通过增加监狱容量来缓解“投牢难”，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为缓解“投牢难”所带来的问题，看守所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一是整合全市看守所资源，分流短刑犯，如 2012 年 C2 看守所通过分流短刑犯至其他看守所的做法消化了1360 人。但是，必须看到，该作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牢难”所带来的严重超量关押的问题，对于解决“投牢难”本身则是鞭长莫及。二是与法院进行沟通，使法院在判决时一并作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但一方面，看守所与法院协调作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本身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即便是法院作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看守所在送社区矫正的时候也存在很大困难。⑧

( 三) 精神病人的关押问题

虽然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所确立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对肇祸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缺乏程序规制的弊端，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法定鉴定之后被认定无刑事责任能力才能启动这一程序，而精神病鉴定高度的专业性决定了这一鉴定结果的形成需要充足的时间保障。另外，由于我国当前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存在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问题严重，加之鉴定资源不足，⑨导致鉴定周期非常漫长。这意味着，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其被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开始至最终强制医疗决定做出需要一个较长的期间。在这一期间内，由于其往往具有较高的人身危险性，大多会被继续羁押于看守所当中。在与看守所监管民警的座谈过程中，对这类被羁押人的监管难被频频提及，成为困扰当前看守所监管工作的重大难题之一。他们反映，由于精神病人，尤其是暴力狂躁型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往往较高，容易对共同生活人的人身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看守所为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不得不将其单独关押。但是看守所羁押场所不足问题本来就十分严峻，这类在押人员的单独羁押无疑会大大增加看守所的羁押成本，导致本已捉襟见肘的羁押资源更加短缺。而作为专业的精神病人收治机构的安康医院，只接收有鉴定结论的精神病人，导致看守所也无法对这部分被羁押人进行合理分流。

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应当对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加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安康医院等专业的精神病治疗机构设置专门的病区，对等待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的在押人员进行统一羁押，以减少这类被羁押对象对看守所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更有利于对其进行初步治疗和病情控制。

( 四) 在押期间的表现纳入量刑机制

根据调研所取得数据，我国当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于看守所的时间往往长达数月。这一期间内，由于所涉及案件的处理结果不确定，导致在押人员精神状态不稳定，致使看守所的监管难度较大。为激励在押人员主动服从监管，维持良好的监管秩序，部分看守所尝试将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纳入量刑情节，通过这一机制降低监管难度。例如 A 看守所所在的 A 市，其市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A 市关于在押人员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量刑情节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司法机关根据在押人员被羁押期间遵守监规方面的表现，综合判断其是否有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及再犯可能性，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决定对在押人员从重或从轻处罚。依据这一规定，A 看守所专门制定了《在押人员考评管理手册》，通过考核打分的形式，对在押人员的日常表现进行量化考评。这一考评结果会在附在量刑建议卷宗中转交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书中向法院提出，法院在案件判决书中会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

通过这一机制可以规范化地反映在押人员在看守所内的实际表现，有利于激励其服从监管; 对法院和检察机关评价被羁押人的悔罪表现及人身危险性等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一机制不仅在量刑环节可以使用，甚至在当事人和解程序以及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都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应当明确的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被羁押人作为无罪之人，对其考核和评价只应当客观反映其在看守所中遵守监规的情况，而不能以此为手段，迫使被羁押人做出非自愿的认罪行为; 更不能将积极行使诉讼权利作为羁押表现恶劣的情形，以此威胁诱导被羁押人放弃辩护权等诉讼权利。

四、结论与完善建议

总体上看，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法律实施中文本的严格适用固然重要，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对法律精神的追随与信守。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既创设了不少新制度、增加了不少新条文，还进一步弘扬了人权观念、程序观念等一系列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隐藏在条文与制度背后的法治精神更加迫切地需要看守所在贯彻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深刻理解、积极推动与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推动看守所在实施新刑事诉讼法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既有积极因素，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积极因素主要包括 2009 年看守所改革新政推行以来，看守所系统的执法人员素质、软硬件建设、执法规范化程度、法治思维意识都发生了极大的改观，改革的综合效应已经能够为承载更为全面、深入地执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供坚实的支撑。当前的消极因素主要来自于法律规范依据的欠缺或模糊，比如不少可以继续拓展的看守所履行的刑事诉讼职能严重受制于刑事诉讼法表述的模糊而无法推进，同时看守所法的起草工作进展缓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律实施的进展程度。以下笔者将以若干突出问题为例，展开分析并探讨相关的完善建议。

( 一) 律师会见场景的设置

为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衔接 2007 年律师法的规定，删除了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 96 条关于律师会见办案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新刑事诉讼法第 37 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看守所监管民警不得在场仍然值得进一步明确。法律修改删除“派员在场”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办案机关旁听会见过程甚至干扰会见谈话从而限制律师会见权;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国际标准和许多法治发达国家的普遍作法不是禁止监管人员在场，而是禁止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谈话为第三人听到，执法人员可以在“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地点戒护。未来的看守所法或者其他法律法规中应当明确这一场景，在保障律师与当事人秘密交流权的同时考虑到监管安全与秩序的需要。

( 二) 明确三类限制律师会见的例外案件范围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为平衡保障辩护权与打击特别严重犯罪之间的冲突，创设了三类案件的例外，即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可以在侦查环节上暂时限制律师会见。三类案件的例外是权衡两项不同价值追求的结果，首先应当明确范围以防止扩大滥用至普通刑事犯罪。当前看来，律师界包括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过程表明，虽然高检规则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的明确，但仍然效果不够理想，需要进一步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明确界限、完善控制程序。比如从实体角度来看，涉嫌贿赂犯罪金额应当进一步提高; 从程序角度来看，应当有相当的证据表明涉嫌金额且增加相应的备案、救济机制。

( 三) 律师会见与民事法律服务刑事诉讼法第 36 条规定的侦查环节上“提供法律帮助”与 37 条规定的会见时“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中的“等”如何理解? 是否包括民事法律服务? 这一问题涉及到长期以来处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实践所形成的“先刑后民”问题，也关系到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案外人能否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范这些问题，谈不到允许或禁止的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后的民事权利的处置原本就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范畴。但从看守所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被羁押者民事权利的行使及其牵连的民事代理人、家属能否会见在押人员问题应当加以明确规定。刑事诉讼进行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剥夺公民自由的羁押监管行为并不能附带剥夺公民的民事权利，在押人员有权自行或者通过其委托的代理人或律师实施民事行为，只不过在行使民事权利时部分权利的行使因为被剥夺自由而导致不便，需要通过变通方式方可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守所应当保障在押人员民事权利的行使，包括允许民事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允许当事人通过代理的方式行使民事权利，在民事诉讼中也应当安排其出庭参与诉讼等。

( 四) 拘留后 24 小时内送看守所羁押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为进一步羁押可能发生刑讯逼供的时间节点，将拘留后送看守所羁押的最长时限设置为 24 小时。实践调研已经表明，这一程序设计在执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疏漏，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看守所无法也无权审核 24 小时的期间是否被严格遵守，导致这一程序机制的适用基本上取决于办案机关的自律。建议，一方面赋予看守所收押时审核这一期间的权力，并通过公安内网联网的信息化手段全程监控在押人员到案至送押之间的时限;另一方面对于违反期间规定的超时送押行为应当设置程序性后果，比如参照“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为依法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的程序违法行为，可以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⑩对于不同原因、不同程度的超时送押行为也可以设置行政问责、行政处分等多层次的程序违法后果。

( 五) 便利法律援助工作考虑到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管理中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和看守所地位的中立性，由看守所负责法律援助的通知、告知与转送将更有助于保障在押人员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特别是对于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情形，看守所可以直接通知法律援助中心考虑提供法律援助，看守所转交申请没有必要再经过办案部门，这样能够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尽早、全面地为在押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看守所监管民警通过入所书面告知、监室上墙材料、日常谈话等环节更有条件用在押人员理解的语言告知其法律援助的权利与行使方式。

( 六) 讯问录音录像与非法取证的证据固定与提供为进一步遏制非法取证、落实我国签署并批准的《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的规定，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增加了一系列新制度与新条文，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就包括第 121 条规定的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与第 54 －58 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新制度的落实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而看守所中立职能、服务诉讼职能的进一步发挥将极大地推动这些关键制度的真正实施。比如录音录像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侦查办案部门自行录制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普遍质疑录音录像能否“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实践中不少案例都存在着“打的时候不录、录的时候不打”、“选择性录制”等问题。看守所如果能够承担录音录像职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讯问与录音录像的主体分离，增强录音录像在证明取证合法性时的证明力。非法取证的证据固定与提供也是如此，看守所体检记录、健康档案、提审记录、同监号人员证言、监管民警证言，由于来源的中立，对于证明是否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是证明力极强的“黄金证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57 条第 2 款事实上已经为充分利用这些证据提供了充分的授权，看守所完全可以创新工作机制，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实质，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提供更多的便利。

( 七) 关于交付执行难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刑罚的执行部分调整有限，对实践中存在的不少刑罚执行问题未12 政 法 论 丛 2014 年能直接回应，特别是对涉及到不同司法、执法机构之间职能互涉中由于部门利益驱动产生的纠纷缺乏明确的处理程序与标准，“投牢难”、“暂予监外执行交付难”都是这方面问题的突出表现。在修改相关法律之前，当前亟待着手解决的问题应当是明确此类纠纷解决的主体，充分利用好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监督的法律授权，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减少扯皮。从长远来看，在《监狱法》、《刑事诉讼法》修改、《看守所法》起草过程中，应当建立起行刑指挥、裁决机制，健全监狱容量因地因时动态调整机制，建立特殊人群羁押服刑场所等来解决这一难题。

注释:① 参见尚权律师事务所: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调研报告( 2013 年第一季度) 》http://www． sqxb． com/content/details19_3084． html。

② 参见尚权律师事务所: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调研报告( 2013 年第一季度) 》http://www． sqxb． com/content/details19_3084． html。

③ 参见尚权律师事务所: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调研报告( 2013 年第一季度) 》，http://www． sqxb． com/content/details19_3084． html。

④ 参见尚权律师事务所: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调研报告( 7 月) 》，http: / /www． sqxb． com/content/details19_3089． html。

⑤ S v Switzerland 28 November 1991，转引自孙皓: 《看守所规范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

⑥ 参见尚权律师事务所: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调研报告( 2013 年上半年) 》，http://www． sqxb． com/content/details19_3074． html。

⑦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 43 －45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 7 条。这些现有的规定都将告知与转交法律援助机构的义务主体规定为“公安机关”，并未细化为看守所。《刑事诉讼法》显然已经对公安机关与看守所两个主体术语作出了区别对待，由此可以理解为看守所不是法律援助的保障主体。

⑧ 统计显示，C 市外来人口数量约 1300 万，占总人口比例 80% 以上，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犯罪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据 C1 看守所干警介绍，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犯罪决定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无论是送本地社区矫正机构还是送户籍地社区矫正机构执行都不易被接收。

⑨ 参见陈卫东等: 《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载《证据科学》，2011 年第 2 期。

⑩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二项第 8 条。

参考文献:

 [1]赵春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守所管理机制综述［J］公安研究，2013，12．

［2］ 陈卫东主编． ＜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 析评［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

［3］ 郎胜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M］．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2．

［4］ 亓伟伟． 论警察权的滥用与规制［J］． 齐鲁学刊，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