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在 2015-06-15 00:00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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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司法裁判是一个“据法讲理、以理服人”的过程，说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常识，似不为过。但在我国目前，似乎并不如此，以致对“司法裁判必经充分论证”这一点，常常不仅需要学理层面的论证，还需官方层面的三令五申。近十余年来，学界持续传出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呼声。[1]并且，最高人民法院亦在1999年、2004年的“人民法院改革纲要”中两度将裁判文书改革确立为人民法院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2]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作为深化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要求。为贯彻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最高法院在2015年2月26日正式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中提出拟采取多项措施[3]对裁判文书说理机制进行改革。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我国的大量司法裁判却仍然习于多年的粗陋风格，在论证说理方面尚未见明显改观。
与此相形对照的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同时出现了某种转向：一方面，理论界有知名学者不仅提示“特别强调撰写论证详细的判决书”不过是前些年“司法系统人力资源一直还不算紧张，有些法院一度还有些余力”的表现[4]，并同时转而大力强调裁判结论“对错”才是个案系争当事人真正在乎的[5]；另一方面，当前些年司法实务部门忙于践行“能动司法”这一司法“新政”的当口，法学理论研究者也同样对诠释司法“新政”更有兴趣而无意留心于法官司法论证这一看似琐屑的“技术问题”[6]。
然而，笔者认为，既然法官对承审个案作出裁判乃是其工作的核心部分，那么法官的裁判是否达到、能否达到以及如何达到“据法讲理、以理服人”这一底线要求就始终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重拾法官个案司法论证这一“冷”问题，并结合我国法学院校所开设的“法律逻辑学”这一与法律论证问题最密切相关的课程，做些不合时宜的思考。
二、法官个案司法论证义务的证成
（一）明确个案论证义务有益于提升个案裁判水准
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在法治理念初生且民智未开的年代，人们有可能单凭裁判结论而不问结论得出过程来衡量案件裁判之“好坏”。但是在现代法治观念已然很大程度上深入人心、成为民众的日常话题的今天，并且民众知识文化层次已然大幅度提高且眼界已然较为开阔后，仅凭裁判结果对错衡量裁判水准高低的“以结果论英雄”式的想法，显然就再也行不通了。
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个案裁判水准的高低，不仅在于个案裁判结论本身的正确与否，还在于法官对个案裁判过程以及裁判结论所做的司法论证的充分与否、正确与否。一方面，个案裁判结论的正确性与个案裁判水准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裁判结论错误，无论是缘于事实认定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都是错案，都意味着裁判的低水准。另一方面，法官对个案裁判过程以及裁判结论所做的司法论证的充分性、正确性与个案裁判水准之间同样是正相关关系。充分、正确的个案司法论证反映出个案裁判的高水准，而粗陋甚至错误的论证则意味着个案裁判的低质量。此外，充分、正确的司法论证，不仅对于提升个案裁判水准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对于个案裁判结论的正确性具有有效的保障作用。
在我国，目前提升个案裁判水准关键在于强化和落实法官对承审个案的司法论证义务，提高个案司法论证的充分性、正确性。
（二）明确个案论证义务有益于防范司法擅断
无论是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来看，还是从我国司法主政者对司法工作理念的要求来看，[7]抑或是从现代社会民众对司法的预期来讲，擅断而不充分讲理的司法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问题是，对于司法这一类由活生生的人所操持的活动，靠对司法运作作“自动售货机式”的想象来否认司法擅断的可能性是不现实的，寄望于法官个人自觉克制其擅断冲动也是不可靠的。要减少或杜绝司法擅断，显然只能依靠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技术支撑。法官对承审个案的论证义务正是有益于防范司法擅断的制度约束，相关论证规则和论证技能则是有益于防范司法擅断的技术支撑。
确立法官的个案司法论证义务，正是旨在将法官对个案裁判过程及其结论的充分、融贯论证作为一项刚性要求以规范法官的个案裁判行为，进而促成裁判结论的证成以看得见的方式展现出来。
从正面来讲，此项义务将促使法官对承审个案进行尽可能充分的论证，作出尽可能严密的说理，以保裁判过程记录结论不流于恣意；从反面来讲，此项义务客观上将使得裁判过程及其结论的恣意更为困难，也将使得司法的擅断等具有更高的可见性，从而更便于国家监督机关以及一般社会公众对审判权运作过程的监督和检视。
（三）明确个案论证义务有益于革除司法裁判粗陋之积弊
长久以来，我国法院裁判文书的制作极为粗陋，尤其是欠缺对个案裁判意见（包括裁判根据与裁判结论）的充分论证、说理。实践中，我国法院裁判文书盛行的是以“原告诉称……被告辩称……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我国X法律X条之规定判决/裁定如下……”这一格式化的表述。
这一格式化的裁判文书，看似要件齐备，实则省略了对个案所涉多元规则、多重价值以及复杂利益纠葛的循法依理的细致解析和充分论证。
粗陋的司法论证，产生了多重不良后果：一是，隐藏了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的真实考量过程，以致法官的个案裁判的妥当性事实上难以监控和评判。因为在程序法中，经由论证而做出理性的裁决意见与上诉审查，两者是配套的制度设置。此正如克拉玛德雷所说：“普遍的规则是，在不需要理性意见的地方，也就不会提供上诉审查；因为，上诉预示着批评和指责其反对的行为，而当行为未提供理由和说明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8]二是，欠缺对个案当事人所承受之有利或不利法律后果的理据的全面解析，以致因强烈的武断色彩削弱个案裁判的可接受性。三是，在极端情形下，方便了法院外部势力对裁判的不当甚至违法介入和干预，也为部分法官上下其手、枉法裁判预留了空间。
很显然，仅仅通过加大裁判文书篇幅之类办法肯定是不足以革除上述弊端的。因为此前裁判文书粗陋之所以成其为问题，根源在于与粗陋相伴生的说理论证不够，以及因为疏于说理论证所带来的上述种种负面后果。因此，若不通过强化法官对个案裁判意见（包括裁判根据与裁判结论）进行充分论证的义务，进而提高个案司法论证说理的质量，裁判文书无论如何改革，都只会流于形式、停留在表面，而无法触及深层的真问题。
（四）明确个案论证义务有益于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度
在现代社会，随着法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民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高，民众对司法权运作及其结果所怀抱的期望也同样越来越高。此时，仍寄望民众无条件认同司法权运作过程以及通过该过程所输出的司法产品，显然是不现实的。
民众认同司法权运作及其结果的条件固然有很多，比如裁判结论符合其内心的是非标准、符合其利益诉求等等，但是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条件是司法裁判过程是“讲道理的”。相比于纯粹不讲道理的简单粗暴的命令，讲道理的决定就让人更好接受；相比于不够充分、透彻的讲道理的方式，越是认真讲道理、把道理讲得越清楚越充分就让人更好接受。这一点，其实仅从法治社会中民众最朴素的是非观念与正义情感就可以找到充分的理据，而不需要什么“高大上”的理论来证成。对此，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克拉玛德雷说到：“（经论证而做出的理性意见，是）判决的证成根据，同时，它也尽可能具有说服力。”“在判决中，理性意见被用来说明判决的正义，并劝服败诉方，使他相信对他不利的判决是逻辑过程的必然结论，而非压制和武断的即兴作品。”[9]
回到我国司法运作的现实语境来看，要让司法裁判过程做到“讲道理”并且认认真真把道理“讲好”，恐怕除了将法官必须对承审个案予以充分论证作为一项法定的义务确立起来并辅以相应的法律责任外，并无它途。一方面，正如前文提及，截至目前，中央决策层已然不止一次以“决定”形式要求司法裁判文书加强说理，而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然不止一次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性列入法院系统的“改革纲要”，可遗憾的是效果却并不好。因此，若继续停留于“决定”、“改革纲要”层面的呼吁——尽管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但收效如何就不好说了。另一方面，我国司法裁判者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在裁判的说理论证问题上没有什么实质性改观，其原因虽然也与裁判工作传统、裁判人员能力、裁判工作量大等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裁判论证说理既没有成为一项强制性的义务，裁判者违反义务也不会招致什么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对承审个案的裁判过程与结论要不要论证、如何论证以及论证到什么程度，就只能完全听凭裁判者个人的倾向、精力、时间宽裕度等不可控的随机因素了。甚至还可以说，从裁判者个人角度讲，对个案疏于论证恰恰是更理性的选择，因为：一来，既然充分论证不是一项强制性义务，那不论证就不算错；二来，一旦“擅作主张”作了论证，很有可能在论证的过程中犯下错误，给人口实，出力不讨好。[10]
三、法官个案司法论证义务的主要内容
（一）论证的事项
总的来说，法官对承审个案司法论证，必须既论证裁判的过程又论证裁判的结论；从涉及的问题来看，则必须既论证个案所涉的法律问题又论证个案相关的事实问题。
1.裁判过程与裁判结论
对裁判过程的论证，是指对本案适用的法律根据及其解释、定案事实及其认定过程以及如何从法律根据和定案事实得出某一裁判结论的全部过程，法官都必须展开充分全面的分析、论证。对裁判过程的论证，需要运用多种方法：一是法律解释方法。二是证据判定方法以及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三是从法律和事实到结论的逻辑推理方法和实质论证方法。
对裁判结论的论证，是指法官在审判中不仅必须做出明确的中间性裁判结论（比如原告是否因诉讼时效已过而失权、原告所提出的证据能否支撑其诉讼请求等）和最终裁判结论（原告胜诉或者败诉、被告有罪或者无罪等），而且还必须就每一个裁判结论的法律和事实根据给出说明和论证。
最终裁判结论的论证，核心目标是通过论证保障结论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11]
2.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
个案司法论证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法律问题，一是事实问题。
对法律问题的论证，主要体现在法官从有效的法律渊源中寻求适用于本案的法律根据的过程中。在我国这样的制定法国家的审判中，对于简单案件，法官通常只需明确说明应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条文、法律规范，即可视为完成对本案法律根据的论证任务。
但是，在复杂案件中，如果出现法律冲突、法律竞合、法律模糊、法律空白或者法律条文与伦理规范等其他正当规范之间形成严重冲突等特殊情形，法官对本案法律根据的论证就不能仅限于简单的罗列制定法条文。此时，法官必须就法律规范的选取依据（当法律冲突或法律竞合时）、法律规范的恰当理解及其理由（当法律模糊时）、空白如何填补及其理由（当法律空白时）以及激烈冲突的多元规范之间如何考量（当法律规范与其他正当规范形成严重冲突时）等问题明确地予以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中将上述思考过程完整地展示出来。
对事实问题的论证，主要体现于法官对拟作为定案根据的本案事实的认定过程中。[12]对事实问题的论证，核心问题是法官对依法进入法庭的全部证据材料如何进行审查、采信进而有效地完成从生活事件到定案事实的重构。
从依据所采信的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效果来看，法官对事实问题的论证中可能遇到两种情形，须依据不同的方法予以处理。
一种情形是，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确定为真或者确定为假。此时，法官只需依据法律规范对该事实所赋予的法律效果，给出相应的裁判意见即可。比如，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财产的侵权事实成立、被告不具备免责事由，此时法官只需依据《侵权责任法》有关侵犯财产权的有关规定，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侵权之债成立、被告须依法向原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即可。
另一种情形是，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确定为真亦不能证明其确定为假，也就是说此时待证事实呈现为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法官无法用任一具体的权利/义务规范来确定该待证事实引起的法律后果，而是必须借助专门的法律装置才能做出相应的判定结论。这一专门的法律装置，即是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比如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责任所做的分配。据此，法官即可无须纠缠于该待证事实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一死结，径直依据证明责任规范判定由对该待证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一方承担相应的法律不利后果即可。需注意的是，在刑事法律领域，证明责任规范通常以“疑罪从无、疑罪从轻”（刑事实体法）和“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刑事程序法）两原则来表述。
（二）论证的方式
完整的司法论证，要求法官同时运用内部论证与外部论证两种论证方式。[13]内部论证与外部论证这两种论证方式所针对的问题不同，运用的论证工具以及欲实现的目标也有所不同。
1.内部论证
内部论证，指的是对裁判结论是如何从法律根据、定案事实得出来的这一过程所做的形式上的论证。对司法裁判而言，内部论证揭示了司法论证的整体结构性特征。
内部论证，主要与从法律、事实到结论的推论形式有关，而与法律根据的确定、事实的重构、结论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等实质问题无关。因此，内部论证主要运用逻辑工具，并以实现上述推论过程满足基本的逻辑规则、无逻辑矛盾为论证目标。我国司法裁判中，以制定法规范为大前提、以定案事实为小前提推出本案裁判结论的“司法三段论”思维和裁判文书结构，即是内部论证的典型表现。
在个案司法裁判中，内部论证的主要作用在于从形式上保证裁判论证过程的正确性，增强裁判过程的逻辑说服力。其局限在于，内部论证对于裁判论证中必然会涉及诸多实质性问题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比如前述法律规范解释以及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个案事实的认定/重构问题以及裁判结论本身的正当性问题等。这些实质性问题的解决，须采用下述外部论证方式来实现。
2.外部论证
与内部论证相对，司法裁判中的外部论证主要是指对个案裁判中所涉及的各种实质问题进行分析、说理并做出实质合理的决定的过程。外部论证，反映的是法官在个案裁判中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实质考量和决定过程。
外部论证，须根据所针对的实质性问题的差异，采用相应的分析和论证方法。比如，针对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范，法官通常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法律解释方法尤其是论理性解释；针对定案事实问题，法官运用的主要是经由内心确信对证据材料做出采信决定的方法；针对结论本身的正当性问题，法官通常须结合法律规范与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社会主流价值准则、特定的社会环境、主流政治倡导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全面的考量。
任何个案司法裁判，都无法回避外部论证问题。因为，任何个案裁判都不可能仅仅是如何把法律条文套用到定案事实上从而得出唯一正确结论的纯形式问题。相反，由于裁判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能动性所致，以及出于提高个案裁判的合法性、合理性从而增强当事方以及社会公众对裁判的认同度这一审判目的，都必须充分重视个案裁判中的外部论证问题。
在倡导和践行能动司法的我国审判工作中，尤其需要明确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的外部论证义务，并着力累积外部论证经验，提升外部论证质量。因为，所谓司法“能动”，其要义之一即在于“在司法活动中超越单一的法律维度，综合、统筹、全面地分析和考量对象所关涉的各种因素，合理平衡各种诉求和利益关系，恰当解决各种规则及价值的冲突”[14]，从而实质性地提高个案裁判的整体质量、增强裁判的认同度和可接受性。显然，唯有通过充分的外部论证，才能在个案裁判中全面、恰切地回应能动司法的前述要求，因为无论是大局要求、多元价值还是复杂利益诉求，都难以经由内部论证过程予以证立。如果淡化法官的外部论证义务，忽视对外部论证的规制，则或者是能动司法因为上述要求无法进入个案裁判的考量中而落空，或者是个案裁判因为欠缺承载能动司法各项要求的妥当机制而沦为“乱动”。
（三）论证的标准
1.总体标准：充分性
总体上，司法论证应该达到“充分性”标准。充分性标准要求，个案司法论证应该达到论证全面、说理透彻、结论可接受性强。论证的充分性，既要求个案司法论证过程符合逻辑规则、裁判结论具备合法律性，又要求个案司法论证对必须论证的事项涵盖全面、对论证方式运用完整，形成说服力强的完整论证。
具体到内部论证与外部论证这两种不同的论证方式，适用的测度标准有所不同。其中，对前者宜适用融贯性标准，对后者宜适用可接受性标准。
2.内部论证：融贯性
前文述及，内部论证主要只与个案裁判中的形式问题有关且以“司法三段论”的逻辑推理为具体表现。因此，应当采用逻辑标准来要求内部论证。具体来说，个案中的内部论证最核心的标准是论证必须满足三段论逻辑规则，以无逻辑错误为底线。换言之，逻辑上的融贯性既是内部论证应达到的目标，也是衡量内部论证的标准。
3.外部论证：可接受性
由于外部论证是对各种实质问题的综合、全面考量过程，因此，也不能依照单一标准来衡量个案中的外部论证的质量。由于强化个案裁判中的外部论证，其最终目的在于提升个案裁判的水准，增强裁判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度。因此宜将可接受性作为外部论证的衡量标准。
提高个案外部论证的可接受性，与决策层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司法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坚持司法为民原则，以人民满意为司法工作的最高目标[15]。而所谓的“人民满意”司法工作，也就是人民认同司法工作、人民接受司法工作。显然，在民智已开的当下，要做到这一点，靠司法“作秀”是不可能的，只能靠切实地提高司法裁判的质量，尤其是司法裁判说理论证的质量。
在个案裁判中，外部论证的可接受性越强，则人民对个案裁判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反之，外部论证的可接受性越弱，则人民对个案裁判工作的满意度越低。
四、法官个案司法论证义务的保障机制
（一）提升法官职业素养：内部条件
在我国，导致个案司法论证普遍缺失——遑论论证的质量高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官自身的司法素养欠缺。就司法论证而言，法官司法素养欠缺指的是我国法官群体总体上既欠缺“凡裁判必经充分论证”的职业意识，又欠缺完成充分论证的职业技能。具体表现有二：一是论证意识淡薄甚至阙如，充分论证尚没有成为绝大多数法官的职业习惯，以致大多数法官并没有认识到除了裁判结果“对错”[16]之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还包括对裁判的过程和结论的充分论证。二是，论证技能欠缺，我国的绝大多数法官几乎未曾接受过司法论证技能的有效训练，以致许多法官并不清楚论证什么、以什么来论证以及如何论证[17]。因此，强化和落实法官的个案司法论证，治本之策应是大力提升我国法官的职业素养，强化其司法论证意识，培养其司法论证技能。
一方面，应将“凡裁判必经充分论证”作为法官职业伦理的一项基本要求，通过法律院系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法官任职前培训、法官在职培训等环节传达给法官，逐步促成论证成为法律职业群体内部的共通意识和职业习惯。其中，特别需要强化的各法律院系对在校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包括司法论证意识）的培养。理由在于：第一，由于未来的大多数法官将来自法科毕业学生，所以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状况（包括论证意识强弱）直接关系到未来法官群体的职业状况（包括论证意识强弱）。第二，鉴于包括司法论证意识在内的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和巩固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自我内化过程，无法通过短期培训和单靠外部强制来实现，因此错失在校期间的养成过程往往意味着错过了一个极佳的系统养成时机，指望法官入职以后再来培养其职业伦理往往为时过晚。第三，重视并着力加强我国各法律院系对在校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养成教育工作，在当前具有现实紧迫性。因为，当前我国各法律院系对在校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已然聊胜于无[18]。
另一方面，应及时调整法律院系课程设置，增补法律论证技能培养课程。目前我国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与法律论证技能培养有关的几乎只有本科段的“法律逻辑学”课程和部分院校硕士、博士段的法律方法、法律逻辑课程。其中，由于仅在极少的院校法学院中设置硕士、博士阶段的法律方法、法律逻辑专业或者课程，所以我国的法科学生主要就是通过本科阶段的“法律逻辑学”课程完成法律论证训练的——如果说“法律逻辑学”课程教学还算是严格意义的法律论证技能训练的话。因此，在我国的法科教育、培训中，对法官司法论证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几乎是全靠本科阶段的法律逻辑学课程教学来完成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便是本科阶段的法律逻辑学课程的教学，目前不仅课程显得极为边缘[19]，而且教学内容也极为陈旧以致根本不能敷司法论证之用。[20]换言之，即便在校期间曾经接受过法律逻辑学课程的训练，既不足以促成学生培养论证意识，也根本不足以培养法科学生在毕业后的法官岗位上完成高质量的司法论证所必需的技能。有鉴于此，调整现行法律逻辑学课程设置，以法律论证知识和技能为核心内容的法律论证知识和技能替换陈旧的普通逻辑作为教学内容，应是当下法科教学改革当务之一。
（二）立法强制和监督评估：外部约束
1.立法明确法官个案论证义务
前文述及，“凡裁判必经充分论证”本当属于法官自觉的职业意识，也该成为法官裁判时的职业惯习。对于已然养成这一职业意识、形成这一职业惯习的法官来说，有无法律关于论证义务的明文要求意义不大。但遗憾的是，我国大多数法官既没有这样的职业意识也没有这样的职业惯习。在此情况下，没有法律的明文强制则极易成为法官疏于论证的借口。此如前述，不赘。
截至目前，除了前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以及《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这几个权威性文件对“裁判说理”问题有所提及外，我国现行法上尚没有关于法官论证义务的明确规定；加之，较长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判决文书粗陋风格，更是成为法官有意无意地忽略个案论证的有效屏障。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事实上没有有效的外在约束促使法官切实展开个案论证。
有鉴于此，我国宜借鉴域外经验，[21]在适当的时机下将法官个案论证义务明确写入相关法律文件中，确立约束法官个案论证义务的明确法律根据。
2.强化对法官个案论证的监督和评估
法官在个案裁判中所做的司法论证，其是否达到前述论证标准的要求，必须通过对论证的监督和评估来测度。为此，法官的个案论证必须接受上级法院、检察院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也是落实法官对个案的论证义务、追究违反义务行为之法律责任的一项条件。
为使得对法官个案司法论证的监督和评估落到实处，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必须规范裁判文书尤其是判决书的制作，要求法官须将个案裁判中的全部论证过程真实、详尽地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唯此，对法官个案论证的监督和评估才能有的放矢。如果对裁判文书特别是判决书的制作没有较为细致的强制要求，那么裁判文书特别是判决书中对哪些事项做出论证、如何做出论证以及论证到何种程度等都只能听凭承审法官依个人意愿来决定。若此，期望对法官是否做出了个案论证以及论证的充分与否等问题进行充分监督和恰当评估，就很困难。然而，遗憾的是，虽然最高法在“四五改革纲要”中对“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22]等做出了规定，但对裁判文书中如何记录与呈现法官个案论证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要求。因此，到目前为止，规范裁判文书的制作，特别是规范裁判文书对个案论证过程真实、详尽的记录，仍然是个未竟的课题。二是，除法定特殊情形外，个案判决文书应尽可能以恰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方便公众接近，方便监督者依法调阅。非此，对法官论证的监督和评估将不可能实现。可喜的是，《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已明确将“研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发布制度和执行案件信息的网上查询制度。”作为“三五”改革的内容之一。自2013年始，最高人民法院已全面启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此基础上，“四五改革纲要”进一步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提出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如果确定的改革任务完满完成，裁判文书的可知性应该可以得到较大的提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司法的社会建设功能研究》（批准号：12CFX009）；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失衡社会的纠纷类型及其诉讼模式研究》（批准号：14LZUJBWZY060）。
[1]笔者分别以篇名包含“裁判文书”且“说理”或者篇名包含“判决”且“说理”或者篇名包含“判决”且“论证”或者篇名包含“裁判文书”且“论证”为条件、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所收录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就1979-2011年时段内文献作精确检索，发现中国知网（CNKI）所收录的相关文献除了1993年的一篇论文外，其余的61篇文献均发表于1999-2010年这12年间。其中，自1999年到2010年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数目依次分别为：5、3、2、2、2、3、5、5、8、5、17、4篇。
[2]原文为：“13.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参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法发[1999]28号）“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部分。
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法发[2005]18号）未曾提及该问题。
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亦曾明确规定：“25、加强和完善审判与执行公开制度。继续推进审判和执行公开制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大力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完善庭审旁听制度，规范庭审直播和转播。完善公开听证制度。研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发布制度和执行案件信息的网上查询制度。”参见：《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法发〔2009〕14号）之“（五）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部分。
对比《一五纲要》和《三五纲要》，可发现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性已从《一五纲要》的“审判方式”问题变为《三五纲要》的“司法为民工作机制”问题；相应的，强化裁判文书说理性改革的具体内容，在《一五纲要》中的明确涵括证据、裁判过程、裁判理由等方面，而在《三五纲要》中却语焉不详。
[3]《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规定原文为：34.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加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审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完善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
[4]苏力：《审判管理与社会管理——法院如何有效回应“案多人少”?》，《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5]此系根据苏力教授2010年9月24日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研究生院2-101室以“案多人少的原因及可能的对策”为题所作讲座的现场记录而来。
[6]例如，以篇名包含“能动司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就2009-2010年时段内文献作精确检索，可查知仅此2年内即有相关论文48篇，其中2010年11篇、2009年37篇。
[7]从一国的司法主政者的角度讲，无论希冀本国司法系统尊奉何种司法理念，都必须要求其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个案裁判者在对个案裁判过程及结论的说明中，去实实在在地践行此种理念。否则，司法主政者关于司法理念的号召、要求与司法裁判实际的行事理念、方式之间，就始终难免出现“两张皮”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正是在个案裁判者对裁判过程及其裁判结论的论证与说明中，最真切地反映了裁判者所奉行的司法理念。
[8][意]皮罗·克拉玛德雷：《程序与民主》，翟小波、刘刚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9][意]皮罗·克拉玛德雷：《程序与民主》，翟小波、刘刚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10]对此，不妨想想南京“彭宇案”：如果该案承审法官索性不讲道理而判决徐老太或者彭宇胜诉，不管法官对彭宇是否撞人这一事实是基于什么“常识”来认定的，公众尽管仍然可以批评本案最终结论错了，但必然无法批评该法官的论证过程是“讲了歪理”；但是一旦像本案的真实情况那样，法官把论证过程中所考虑的“常识”、“人之常情”之类的因素讲了出来，而这些因素正好又与公众的看法不一致，那么公众就容易反感案件的裁判过程及其结论。须作说明的是，笔者作此设想，仅仅意在说明在论证没有成为强制性义务的情况下法官不论证是符合理性考量的，而不代表笔者认同彭宇案的裁判过程与结论，也不代表笔者认为公众对彭宇案承审法官的批评是错的。
[11]在合法性标准已然实证化的现代司法中，对裁判结论的论证往往不能与对裁判过程的论证分离开。因为脱离裁判过程而直接论证结论本身，往往必须借助于超法规的正当化理据（比如道德律令或者自然法等）。但这些理据不仅本身极为模糊，而且其合法化力量也难与实证法抗争。
[12]显然，在采用陪审团认定事实的制度环境中，法官对事实问题认定过程予以论证的义务与此不同。
[13]深入论证可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73-287页。
[14]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15]中央政法委办公室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问答》，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16]或许，确如持实用主义司法哲学立场的学者所说，案件中的系争双方以及关注本案的民众真的只在乎裁判的结论而不在乎法官对裁判过程和结论的周密论证。（有关上述实用主义的判断，可参见前注苏力教授讲座内容）但笔者认为，即便实用主义司法哲学的上述判断准确地揭示了系争双方对本案裁判的真实的期待——这本身仍大可商榷，也不足以以此来否定或弱化法官对个案裁判做出充分的司法论证的必要性。因为：一，法官的个案论证义务有无和大小，并不是根据个案当事人对本案裁判的某一类期待而投机地设定的，而是基于审判这一特定的事务的内在特性（简单地说，即是“以理服人”）和确保对司法裁判的外部监督和评估等方面的考量而证成的；二，个案裁判的结论“对错”与个案裁判过程和结论论证的质量并不是两个相互无关联的分立变量，论证的充分性不仅是结论正确的保障条件，而且也是正确性的一个方面。
[17]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在除却法官因徇私、徇情等情由而有意简化或者省略论证外，我国司法裁判文书缘何清一色的粗陋风格，而近些年不少学者呼吁的加强判决说理性缘何难见实效。
[18]当前我国法律院系的教学计划中并没有专门的司法职业伦理或者法官职业伦理课程。与法律职业伦理有关的课程主要是“律师职业道德”或者名为“律师职业道德与司法文书写作”。该课程一般作为32或36课时的选修课开设于法学本科的第七个学期。由于法学本科学生这一学期主要忙于考研或者找工作，所以能来参加该课程上课学习的学生为数极少——即便是选修了该课程的学生也往往不上课；而来的学生中大多数则利用上课时间做其他事情，比如复习考研内容。由于考虑到学生考研或就业压力，学院和任课教师对此情况也大多表示理解。更值得深思的是，对于律师职业这一非公职职业，法学院校的教学计划中名义上普遍至少还有一门对其进行职业伦理培养的课程，但对于法官这一国家公务员序列的公职却极少有针对其进行职业伦理培养的课程！或许正是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一尴尬局面，一些接近底线的职业伦理仍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法院以“五个‘严禁’”的形式下发全国法院执行。
[19]尽管“法律逻辑学”课程在现行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中属于“指选”课程，而且通常开设于法学本科一年级，所以选课学生数量和到课状况尚没有“律师职业道德与司法文书”那样惨淡。但由于学院和教师——甚至包括该课程的任课教师大多将该课程的功能理解成学习一点“普通逻辑”基础知识而已，与法学专业知识相比，其不重要性自不需多言。也因此，在许多院校，该课程都是聘请哲学专业教授逻辑学的教师来教授的。
[20]法学本科教学计划调整前（约2003年），该课程名称为“逻辑学”，所用教材和实际讲授的内容都是“普通逻辑学”；教学计划调整后，课程更名为“法律逻辑学”，上述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其原因，除了前注所涉因由外，还在于通行的“法律逻辑学”从教程到教学几乎不过是“普通逻辑”框架加注法律案例而已。可以说，现行的法律逻辑学教学对于培养包括法官在内的任一法律职业所需的法律论证技能来说，都因过于陈旧而意义甚微，因为：对于法律论证所需的逻辑工具而言，它排除了现代逻辑工具；对于法律论证所需的法律知识而言，它排除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并越来越成熟的法律论证知识。
[21]目前，以立法明确规定法官个案论证义务的主要有荷兰、德国等国家。其中，《荷兰宪法》规定：一个合法的判决必须明示判决理由。《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决必须包括该裁决所依据的有效的法律条款、案件事实及判决理由。此外，西方法治国家即便未曾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法官的论证义务，但在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同样肯定了法官论证义务。
[22]详情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7月9日上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做的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