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美国纽约发生过这样一起颇受关注的杀人案：一独自在家的妻子面临外来者的性侵，于匆忙中向丈夫打电话求救，就在嫌犯事后欲逃往电梯之际，自外赶回的丈夫追上去用拆轮胎棒将其打死。尽管从法律上看丈夫的杀人行为已非正当防卫，但很多人仍坚信丈夫无罪，并表示如果碰到同样情况，自己也会这么干。为什么一起从法律技术上说并无太大争议的案件却引起众说纷纭呢？这恐怕和人们对愤怒这一基本情绪的理解与认同程度有关。

愤怒的神经生物学机理。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之七情。欲望是人对需求的心理反应，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人生而有欲，欲而满足则生喜乐，反之则生痛苦。喜乐，人之所趋者也；愤怒、悲哀和恐惧皆属痛苦，人之所避者也。人由苦乐之指引而求欲望之满足，进而实现自身之需求。可见，作为人之常情，愤怒是与生俱来的，是因欲望不得满足而引起的一种痛苦的心理反应。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Douglas Fields归纳了九种愤怒的触发情境：生命、家庭、地盘、配偶、秩序、资源、侮辱、外敌和困境。其中，前六种涉及主体对生存生活资源的需求和支配，后三种则涉及外来的威胁和侵犯。不难看出，发怒的情形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人在需求未获满足或被剥夺时会产生愤怒情绪。这里的剥夺可能是绝对剥夺（缺乏别人拥有的东西），也可能是相对剥夺（由比较而生的被剥夺感）。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中就兼具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被绝对剥夺者不断减少，相对剥夺作为致怒因素的地位愈益突出，当今社会可谓“不患富而患不均”。再者，相对剥夺在社会关系近的人之间的作用也非常明显，关系亲密者可能更容易因小事发怒，因为他们相互间预期受关注的程度相对要高于常人，如果这种预期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激发相对剥夺感。此外，上述致怒情境中的多点触发较之单一情境更容易激发怒火。前述的纽约刑案中就同时涉及家庭、配偶、外敌和侮辱等几个触发点，所以使人感觉丈夫的冲动理所当然，进而觉得他的激愤杀人行为情有可原。

在突如其来的威胁性情境下，在情绪经验产生同时，身体会自动进入应急状态以维护生命安全，此种应急反应受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下丘脑控制。下丘脑中有一种无意识的威胁发现机制，在尚未进行有意识的思考之前，大量感觉信息就已涌入威胁发现机制，触发不假思索的攻击或逃离的瞬间反应。情绪反应通常是即刻的，刺激不按常规路径从（作为信息接转站的）丘脑进入（主管思维的）皮层后再抵达（作为情绪控制中心的）杏仁核，而是不经大脑皮层，从丘脑直接进入杏仁核。相比之下，有意识的思考要滞后得多，从外界摄入的信息也有限得多，不能满足应急反应的快捷需求。但另一方面，威胁发现机制往往又是低分辨率的，可能发出错误的预警，不及皮层介入后的有意识处理来得复杂丰富和深思熟虑。

影响怒点的先后天因素。个体因先天遗传特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怒点。而且，发怒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因面临的威胁不同，两性的威胁发现机制也有差异。与男性不同，女性通常存有遭受性侵的隐忧，且在压力状态下男性使用右脑而女性使用左脑，所以男性更统观全局而女性更关注细节，女性的直觉也更灵敏。另外，女性身体相对弱小，一般不会选择直接对抗而更倾向于间接的攻击行为，如言语攻击、下毒等。相较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富于攻击性，也倾向于做出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性和暴力紧密相关，性和暴力的神经元存在于大脑中同样的脑区——下丘脑，对下丘脑的神经元以不同方式加以刺激，可使试验用白鼠交替做出进攻或交配行为。

环境差异也影响怒点的高低。如生活在治安状况较差的社区的人，会自然降低威胁发现机制的阈限以求自我保护，但回归正常环境之后，反倒可能产生适应不良。经过特殊训练的运动员和特工等专业人士，比常人更善于控制愤怒，借以避免不必要的犯规或冲动。另外，外部压力是一种对危险的无意识觉知的状态，压力越大，怒点就越低，甚者可能一触即发。我们虽不能改变如亲人故去等外在的压力源，但却可通过对压力状态的认知，来知晓自身的脆弱易怒状态并加以小心防范。对各种致怒情境的辨识，也能帮助人们有意识地相应提高愤怒的阈限。

可见，认知因素可以影响和调节情绪，简言之，理可化情。我们的愤怒也是一系列瞬间发生的心理评估的结果，利用理解的作用可以化解人的消极情绪，对他人行为的正确归因则有助于控制不适当的愤怒。因此，在评价他人的行为时，要区分故意还是非故意、存在主观过错还是纯属客观原因。如果被撞之后对方道歉，表明对方不是故意的，往往可以平息怒火。如果对方的行为肇端于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再迁怒于人就显得不近情理。在主观状态不明或两可的情况下，进行换位思考并积极解读他人的行为，有助于自我的情绪管理。胡适说的“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愤怒使人盲目，有待于理性的指引，所以我们要像《圣经》所告诫的那样“慢慢地动怒”，避免过快的情绪反应，让大脑皮质能有机会介入并发挥其控制功能。

法律如何应对愤怒。较之同情、怜悯、信任等积极情绪，愤怒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消极情绪，因为它带来伤害的欲望。但任何情绪都有两面性，从积极方面来说，愤怒具有拯救生命、自我保全、激发潜能和威慑对手等功能。义愤是出于正义感而对非正义的事物持有的愤慨之心，是矫正正义的情感基础。可以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也就没有法治。愤怒首先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当怒而不怒与不当怒而怒同样不合宜，适当的愤怒不仅合理而且必需——不仅是个体生存之必需，也是社会存续之必需。

法律对愤怒的因应之策主要有二：一是区别对待事中之怒与事后之怒，二是以理化情。

首先，法律肯定个体的适度的事中之怒，视之为一种可以临时填补法治真空的私力救济方式。个体基于自卫目的的愤怒为法律所认同，不仅因为公力救济的暂时不可达致，也因为自卫是一种近乎本能而不可遏制的瞬间反应。

另一方面，法律又否定个体的事后之怒，在公权力救济可以到达之处，使个体的报复让位于社会的报复。报复是一种事后之怒，与作为事中之怒的自卫相比，已不具备刻不容缓的紧迫性。在法治社会中，由于个体的自保权已经让渡给政府，对社会契约违反者的报复只能由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实施，个体的事后报复是以被宣布为非法。即便如此，被害人的冲动仍不失为一种确定报复程度的参照标准。

古希腊的法律认为是被害人的愤怒使对违法者的处罚成为必要，梅因在《古代法》中也谈到，古代的司法官以被害人可能要采取报复的程度作为他们的指南。中国古代对诬告者的“反坐”制度显然也体现了对被告人的报复，反映出为实现矫正正义所必需的一种等害交换。

现代的刑法体系以公诉代替了私诉，被害人的角色“退居二线”，刑事惩罚不再是为了平息被害人的愤怒，个人及其激情在处罚中几乎已无所作为。但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仍基于原告的愤怒，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赔偿原告。尽管如此，这种愤怒仍要依正当程序理性而有节制地行使，而不是听任愤怒者为所欲为。这就涉及司法程序在以理化情意义上的制怒。司法程序是一个客观的过程，通过程式化和理性对话的方式来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只能“慢慢地发怒”并被要求作充分地说理，故其本身即具有冷却、疏导和宣泄当事人愤怒情绪的效果，合理的司法判决又进一步在实体上填补原告的物质损失，并抚平其可能遭受的心理创伤，从而根本平息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原告的愤怒，进而为整个社会提供“减压阀”。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6-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