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在 2017-03-10 00:00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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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然而这一双重目的论无法成功回应各种质疑，有必要发展新理论取而代之。在德国，新兴的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已经向主流的刑事诉讼目的论发起了挑战，它不再把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当作刑事诉讼目的，而是视其为刑事诉讼不可逾越的限制，认为目的与限制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刑事诉讼的正当性。此理论的优点在于准确反映了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且避免了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进入权衡并被牺牲。借鉴这一研究进路后可以得出结论：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正当刑罚服务，服务的具体方式是查明真相与诉讼经济，它们是刑事诉讼的次级目的，对众目的的追寻受限于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此结论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非但不矛盾而且能促进对条文的理解。
【关键词】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正当性；为正当刑罚服务；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
对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构成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出台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出台之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论成为主流观点；第三阶段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出台后至今，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如纠纷解决说，但这些新理论并未颠覆双重目的论的主流地位。[1]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第二条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更体现了立法者对双重目的论的肯定。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主流观点有其真理性，但并不能免于学界的反思和批判。部分学者反对把惩罚犯罪当作刑事诉讼目的，理由在于惩罚犯罪只是控诉方的目的，辩护方、审判方的目标与此不同，把控诉方的目的提升为刑事诉讼目的不但对辩护方不公平，而且破坏审判方的中立性。[2]还有不少学者虽然认同人权保障的重要性，但不赞成其扮演刑事诉讼目的的角色，而是视其为实现惩罚犯罪这一刑事诉讼目的时需要遵守的原则或者说限制，否则与刑事诉讼的实质面貌不符且会陷入循环论证。[3]还有观点质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个目的之间的关系，认为性质迥异的两者根本不可能“辩证统一”，两个目的之间的冲突反而会令刑事诉讼陷于两难境地。[4]这些批评显示，对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而这种深入离不开对国外成熟理论的借鉴。我国学界已经从帕卡的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模式与日本的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主义中受益良多，不妨也把大陆法系领头羊德国的学说纳入视野，也许可以获得新的启迪。
一、德国主流的刑事诉讼目的论
在德国主流观点看来，刑事诉讼的基础就是其目的。虽然不同学说提出的目的往往都是那几个概念，[5]在这种一致性背后却隐藏着两种不同视角。其一是刑事诉讼目的多元论，认为存在多个彼此不可化约的目的，冲突时没有一个目的是绝对优先的，得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取舍。这些目的包括实现国家刑罚权/实施刑法，程序正义和法安定性，查明真相从属于实现国家刑罚权/实施刑法这一目的。其二是刑事诉讼目的一元论，相信存在一个超越各个次级目的之间冲突的最终目的。一元论者一般认为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是法安宁，也就是可以合理期待共同体从犯罪嫌疑引起的不安中恢复平静的这么一种状态，[6]它是在更高层面上权衡冲突的次级目的的产物。[7]
对一元论的批评首先在于它对讨论没有贡献。法学研究中公认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在不同要素间权衡，权衡并不必然需要一个上位价值的指引，因为不同要素会彼此制约互相设限，[8]所以一个居于所有次级目的之上的最终目的并非必要。法安宁这个概念本身也不为权衡提供指导，从中根本无法得出权衡该如何操作的结论。此外一元论还是危险的，这危险来自于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即通过使用模糊、空洞因而包容一切的概念来解决冲突。[9]然而概念游戏是不可能消弭或者缓和实际冲突的，它只能营造表面上的和谐，在最终目的的掩盖下某些要素被不引人注目地牺牲。[10]具体而言，以法安宁为目标的权衡可能导致放弃对真相的查明以及个人权利。[11]
对多元论的批评集中在法安定性这一具体目的上。法安定性是法治国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通过法实现的安定与法本身的安定两方面，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亦可称为狭义的法安定性，其含义之一是立法者与司法者作出的决定应有不变性。[12]这一普遍性要求之所以在刑事诉讼领域受到特别强调以至于被当作刑事诉讼目的，是为了论证既判力。[13]鉴于其他刑事诉讼目的对程序的影响处处可见，法安定性这一目的只支持既判力就显得非常古怪。更重要的是，若既判力真是权衡公正与法安定性的产物，则应该比目前的形态更脆弱更不稳定，具体而言，重罪和轻罪判决的既判力应该是不同的，前一种情形中既判力应该很弱，因为重罪判决的错误对公正伤害更大，权衡的结果应该偏向公正而不是法安定性才对。[14]德国学界也一直尝试为既判力寻找其他理论基础，[15]最新的尝试来自格雷科教授，其提出的“三足鼎立”式既判力理论中完全没有法安定性的位置。[16]既然既判力的基础不是法安定性，那么它作为刑事诉讼目的就不合适了，据此修正多元论后，刑事诉讼目的应该是实现国家刑罚权/实施刑法，查明真相和程序正义。
二、新兴的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
这一新理论由格雷科教授于其2015年的著作《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质既判力》中提出。该理论认为目的与限制共同构成刑事诉讼的基础，刑事诉讼追求合法目的、遵守绝对限制时才有正当性。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的前身是格雷科教授的刑罚正当性理论，两者难以分割故在此一并介绍。
探讨何为正当的刑罚时，格雷科教授首先提及判断一个行为正确与否时有后果论与义务论两种视角，前者着眼于行为后果，后者着眼于行为是否遵守某些准则。[17]对国家而言，后果论考量提供采取行动的理由，可称得上目的，义务论考量不提供理由，只为国家实现目的的行为设置边界，可被称为限制。[18]基于义务论的限制是先验、必然的，因此给国家设定了绝对的不作为义务。[19]格雷科教授并未言明是否存在基于义务论的作为义务，他只声称，即使存在这种义务，它也是非绝对的，与绝对的不作为义务冲突时必须退让。[20]由于义务论考量优先于后果论考量，基于后果论的目的和基于义务论的限制处于不同层面，不存在权衡可能，如此可避免限制的刚性被实现目的的冲动削弱。[21]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合目的且公正的刑罚才是正当的。[22]
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与之类似，根据后果论确定刑事诉讼任务，依据义务论确定其边界，前者引发国家行为，后者禁止国家行为，前者是目的，后者是限制，限制永远优先于目的，它是绝对的。[23]刑事诉讼是前置于刑罚的程序，其最终目的应该与刑罚目的一致，在格雷科教授看来就是实现消极的一般预防，查明真相是其次级目的。[24]对人的尊重，或者说禁止把人工具化，是刑事诉讼不可逾越的限制，格雷科教授从中先验地导出了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即法定听审，禁止酷刑，不被强迫自我归罪，无人得为自己案件之法官。[2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限制不但规定了国家的不作为义务还规定了其作为义务，比如必须行动以保障被告获得法定听审的权利。刑事诉讼过程中，国家行为既有限制公民先在权利的一面，如强制措施，又有构建被告诉讼权利及各种保障措施的一面，如法定听审，前者是干预，后者是给付。[26]规制对象性质不同，工具化禁令的内涵亦不同，前一种情况对国家课以不作为义务，后一种情况则规定作为义务。需要注意的是，工具化禁令规定作为义务时并不给出目的，而仅仅划定界限，即只禁止国家低于某一标准给付，而不要求超过这一标准作出特定给付，比如工具化禁令禁止国家对被告法定听审权保护不足达到使该权利沦为虚名的程度，对该权利具体应如何建构则不置一词。上文提及格雷科教授认为基于义务论的作为义务(即使存在亦)没有绝对性，理由是其与绝对的不作为义务冲突时必然退让，在刑事诉讼领域这一观点需要修正，因为当国家不干预而是给付、当对人的尊重禁止国家给付不足而规定作为义务时，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之间不会有冲突，所以绝对的作为义务是可能的，并且作为限制存在。也就是说，国家基于这一义务作为不是因为会带来好处，相反，即使不作为最有利也不得违背义务。因此本文认为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既包括绝对的不作为义务也包括绝对的作为义务。
三、刑事诉讼的正当性：目的与限制
本文认同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因为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并不适于做刑事诉讼目的。首先，人们无法以追求查明真相的方式来追求程序正义，因为它并不提出一个积极的待实现的目标，比如应该给被告提供多少保障，而是消极地反对给予被告的保护不足。[27]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程序正义解读为对被告利益的维护，以获得一个可追求的目标，但这样就扭曲了程序正义的含义，因为对公正的言说被对利益的言说取代了，而且被告利益总是无法与公共利益媲美，冲突时只有退让的份，能在公共利益面前巍然不动的唯有正义。[28]其次，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的程序正义逃不过与其他目的的权衡，并且在权衡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刑事诉讼目的多元论认为程序正义的核心不可侵犯，但实际上对这一核心的损害时有发生，且常被轻视、被当作为避免重大公益受损不得不为的牺牲。[29]可以说，只要存在权衡且公共利益进入权衡，程序正义被牺牲就是不可避免的。[30]只有刑事诉讼正当论的目的/限制结构可以避免上述两个问题。[31]但对何为刑事诉讼目的何为其限制，本文的看法与格雷科教授略有不同。
尽管理论上可以不经任何程序直接施加刑罚，国家还是设置了刑事诉讼，通过该程序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对嫌疑人处刑，目的在于保障刑罚的正当性。探讨何为正当刑罚之前有必要明确刑罚的目的：绝对论认为这一目的在于公正的罪责抵偿；[32]相对论认为刑罚旨在预防今后的犯罪，并有针对公众的一般预防和针对罪犯的特殊预防之分，根据实现预防的方式进一步细分可得积极与消极的一般预防、积极与消极的特殊预防四类；[33]由于绝对论和相对论都有片面性，所以出现了结合论，希望扬两者之长，避其短处。[34]目前德国的主流观点是罗科信教授提出的预防导向的结合论，他从报应思想中分离出罪责原则作为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界限，以避免为追求更好预防效果而把人当作工具，所以刑罚的目的是预防今后犯罪，但追求此目的是不得违反罪责原则。[35]这一理论实际上超越了刑罚目的论的范畴，言说的是刑罚的正当性，而为正当刑罚服务正是刑事诉讼的目的。在刑事诉讼领域引入刑罚理论确实存在一定风险，可能导致刑事诉讼法沦为刑法的婢女，然而只要正确理解刑罚、刑法与刑事诉讼的关系，此种风险并非不可规避。刑事诉讼与刑法都服务于正当刑罚，两者之间并非主从关系，而是各自独立又平等的协作伙伴。[36]因此有必要从“为正当刑罚服务”这一抽象的最终目的中引申出具体的次级目的，也就是阐明刑事诉讼服务于正当刑罚的具体方式，以彰显其特殊性与独立性。刑事诉讼的次级目的有两个，查明真相与诉讼经济，下文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刑事诉讼与刑法的联系只是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另一个出发点是刑事诉讼和宪法的关系。现代国家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由此获得人民的认可、获得合法性，所以必须尊重每个人。一旦国家把某人当作工具，就不可能继续以包括他在内的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了，当国家以此人之外的“他人”的名义行使权力，对该人而言就不具有合法性。[37]对人的尊重约束一切国家行为，[38]自然也构成刑事诉讼的底线，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化就是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可以说刑事诉讼从刑法那里“拿来”了目的，又从宪法那里“拿来”了限制。有人担忧刑事诉讼会因为宪法概念、理论等的全面入侵沦为殖民地，[39]这是过虑了，刑事诉讼和刑法的密切关系会阻止这一情况发生，就像刑事诉讼和宪法的关系会阻止前者被刑法吞并一样。
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是为正当刑罚服务，次级目的是查明真相和诉讼经济，对人的尊重或者说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是其限制，目的和限制的共同作用赋予刑事诉讼正当性。[40]
(一)刑事诉讼目的：为正当刑罚服务，查明真相与诉讼经济
只有能实现预防目的又不违反罪责原则的刑罚才是正当的，刑事诉讼要为此服务，首先得查明真相。各种预防理论中，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一般预防论都希望惩罚罪犯，但也不排斥惩罚无辜，这同样能作用于大众心理、达到预防效果，所以查明真相固然好，但并非必须；特殊预防论与此不同，只针对犯罪人，但不排斥过度惩罚，所以查明真相也值得追求但不必要。罪责原则并不普遍禁止刑罚与罪责不相适应，而是只禁止超过罪责的刑罚，不禁止低于罪责的刑罚，它仅为了确保消极意义上的罚当其罪才提出查明真相的要求。[41]所以对查明真相这一刑事诉讼目的要分两个层次看待：当它是罪责原则的产物、以保护被告权益为出发点时，属于义务论考量，具有绝对性；当它是刑罚预防目的的要求、以保障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时，属于后果论考量，是非绝对的。
确定查明真相的具体含义时不能不正视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这一有限性并不意味着人类事实上无法达致客观真实，而是说即使达到了人也往往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一点，只能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尽量向客观真实靠拢。[42]这种靠拢的努力是没有上限的，对它的无节制追求会取消刑事诉讼本身，因为法官必须排除各种不合理的怀疑以至于迟迟无法形成确信作出判决，程序将无法终结。[43]为了不给立法者与司法者布置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应该认为只要刑事诉讼中确立了一套查明真相的理性方法就算尽到了向客观真实靠拢的努力。[44]所以查明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真正要求的是通过一套理性的方法追寻客观真实。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再有效，终究并非目的本身。发现法律真实[45]无法取代追寻客观真实成为刑事诉讼目的，因为它无法为之提供正当性。刑事诉讼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就是它对正当刑罚的服务功能，这一功能只能靠追寻客观真实来实现，告别客观真实意味着与刑事诉讼的正当性告别。[46]
从为正当刑罚服务中可以引申出刑事诉讼的另一个次级目的——诉讼经济，[47]即通过合理分配与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使所有程序得以尽快终结，至少是在合理时间内终结。[48]一般预防理论要求对犯罪的惩罚不能来得太迟，这样大众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刑罚才能起到威慑作用或强化对法秩序信任，而犯罪与刑罚时间上越接近，或者说刑事诉讼越快终结，一般预防的效果就越好。[49]特殊预防方面，无论是要威慑、隔离还是矫正罪犯以实现预防效果，犯罪与刑罚时间上的接近都是极其重要的。[50]此外，对犯罪的审判来得越快，证据质量就越有保障，罪犯就越不容易逃脱，这是实现特殊预防的基础。[51]诉讼经济服务于预防目的，与罪责原则亦相容，只要它不以对被告不利的方式阻碍查明真相，不导致无辜者受刑、轻罪重判即可。
不可否认的是，诉讼经济的概念包含很多不确定性。从外部来看，既无法确定共同体愿意在刑事诉讼上投入多少，[52]又无法确定除罪化等手段可削减多少会进入刑事程序的犯罪，所以并不清楚刑事诉讼到底处于何种资源压力之下。内部的不确定性首先在于难以判断底线何在，即刑事程序冗长到何种地步会威胁到刑罚预防效果的实现因而不合理。其次，难以确定如何分配资源能最有效地实现普遍地缩短程序的目标，原因在于刑事程序长度和资源消耗间的关系复杂：[53]一方面，单个刑事程序持续越久资源消耗就越多，可用于解决其他案件的资源就越少；另一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可以缩短单个程序，但其他案件的可用资源仍然变少；然而某个消耗较多资源的程序又可能树立某种标准或者起到示范作用，促成其他程序尽快完结。这些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导致难以得出关于诉讼经济的一般论断，却不妨碍从中导出各种具体安排。[54]以德国刑事诉讼为例，基于诉讼经济的安排要么促进普通程序尽快完结，如法官拒绝控辩双方调查证据申请的可能、阅读询问笔录或书面证言代替询问证人的可能，要么提供通过非正式或者简要方式终结程序的机会，如中止程序、简易程序以及处罚令程序，要么限制法律救济途径，如第二审上诉只能针对地方法院的判决、法院可以通过不说明理由的裁定驳回明显无理由的第三审上诉。如果否认诉讼经济是刑事诉讼目的，就无法解释这些制度的存在。
查明真相与诉讼经济这两个次级目的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因为越是致力于向客观真实靠拢，程序持续时间就越长、消耗资源就越多，尽快终结所有程序就越难，反之亦然。[55]处理这一冲突时要以两者之上的刑事诉讼最终目的——为正当刑罚服务——为指引，也就是一边以实现最佳预防效果为目标做权衡取舍，另一边注意不得违反罪责原则。当人力物力资源的局限导致尽快查明所有案件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给罪犯以应得惩罚不可实现，那么次佳策略是务必在合理时间内惩罚所有犯罪，即使放松对查明真相的要求也在所不惜，[56]考虑到罪责原则，这种放松只能对被告有利，也就是只能以轻判少罚为结果。[57]这一组合从预防角度来看其理由首先在于，“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即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58]这对哪种消极预防都适用；对积极的预防而言，较轻的刑罚同样比完全不惩罚或者迟到的惩罚更好。[59]当然诉讼经济还可以通过诉讼外的途径、通过不牺牲查明真相的方法实现，比如拨出更多预算，[60]不能因为对司法机关而言放松查明真相最便于实现就只从这方面下手，[61]然而资源终究是有限的，放松对查明真相的要求不可避免。为了实现尽可能好的预防效果，不应在所有案件中同等地放松对查明真相的要求，而应该依据比例原则分配查明真相的努力：越严重的案件中越要重视查明真相以给犯罪应有的惩罚，越是轻微的案件越可以放松对查明真相的要求，以快速、经济地终结案件，节省下资源用于及时追究其他犯罪特别是严重犯罪。[62]一个例子是德国的处罚令程序，检察官对轻罪求刑不高于一年缓刑时可向法官申请处罚令，法官阅卷后若认为检察官对事实与法律的判断没有问题则据申请签发处罚令，如果被告不提出异议那么处罚令生效。立法者期待被告不提异议的原因在于处罚令认定的案情符合事实，即由控辩双方的合意确证真相已被查明，以这一节约诉讼资源的新方法替代传统的查明真相方式，对真相的追寻本身不受影响。[63]然而立法者也不得不接受另一种可能，即被告放弃异议是因为处罚令认定的案情与真相不符，而这种不符对被告有利，也就是说认定的罪责比实际轻，处罚亦轻。[64]
(二)刑事诉讼限制：对人的尊重与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
对人的尊重作为刑事诉讼的限制时禁止把人工具化，[65]这是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禁止把人工具化就是禁止那些与人类生存的基本方面水火不容的国家作为或不作为，[66]其内涵取决于具体语境。刑事诉讼中的国家行为可能损及被告的行动自由、财产权、身体完整性、隐私和自主权，[67]但与刑法不同，刑事诉讼的特性决定了它不会完全剥夺被告的行动自由与财产权，所以不至于触及工具化禁令，在其他方面却并非如此。比如被告可能因为酷刑而遭受持续、重大的健康损害或失去身体的重要部分，[68]这是对其身体权利的彻底蔑视，此种酷刑为工具化禁令所禁止。同样处于极端危险中的还有被告的隐私，危险不但来自于对私生活核心领域的入侵，比如使用日记中对性关系的记载追究犯罪，而且来自不放过个人一言一行的全方位监视，此时被告和放大镜下的昆虫相差无几，哪里还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刑事诉讼中这两种国家行为也被绝对禁止。
当然，刑事诉讼中受威胁最大的还数被告的自主权。违反工具化禁令的并非对个人意志有所考虑但拒绝顺从的国家行为，而是对个人意志不屑一顾、毫不理会的行为，因为此时国家彻底蔑视了公民的意志，完全否定了人作为有意志的存在的属性。[69]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酷刑。酷刑中只有一部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而与人的身体完整性不相容，对人的掌控及对其自主权的剥夺才是所有酷刑共通之处，也是其根本属性。[70]施加酷刑者利用了意志与身体之间的生物联系，通过控制受刑者的身体控制其意志，受刑者的决定根本不是自己做出的，而是被施刑者强加的。[71]这与人的根本属性、人的自主权利水火不容，因此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禁止所有酷刑。
如果国家对公民的自主权有起码的敬意，那么刑事诉讼就不能是针对被告的赤裸裸的暴力，而必须把他当作程序主体对待，与之交流。[72]国家有义务保障此种交流的必要前提，首当其冲的就是被告获得法定听审的权利，具体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与意见得到法庭考虑的权利，[73]三者环环相扣，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共同保障被告形式上与实质上参与交流的可能。这一最重要的被告权利由其他程序权利护卫，比如获得律师帮助权、阅卷权等，这些权利是对法定听审权抽象内涵的具体化与发展，往往给被告提供更高水平的保障。由于这些权利仅仅护卫法定听审权而不构成刑事诉讼中交流的必要前提，[74]所以即使国家保障不足亦不必然违反工具化禁令，除非保障不足达到损及背后的法定听审权的程度。
刑事诉讼中与被告交流的另一个前提是不能强迫被告自我归罪，[75]因为如果一方能够事先决定交流的结果并强加给另一方，那交流就名不副实了。[76]在是否把预先决定的结果强加给被告这一点上，强迫被告以言词自我归罪和强迫他以其他方式(如交出不利证据)自证其罪是有区别的，强迫自我归罪和欺骗导致自证其罪也有区别。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区分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权利和沉默权，后者禁止国家打破沉默，是否为强迫被告自我归罪在所不问。[77]当然这两个权利非常接近，并不绝对的沉默权护卫着直接源于工具化禁令因此绝对的不被强迫自我归罪权。刑事诉讼中容许从被告的沉默里得出对其不利的结论并不违背工具化禁令提出的交流要求，因为此要求并不意味着刑事诉讼就该和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一模一样，举个例子，参与日常交流全凭自愿，而被告被卷入刑事诉讼并非出自其意愿。[78]如果说法定听审权保障了被告最低限度的积极参与权利，那么不被强迫自我归罪权就保障了他最低限度的消极参与权利，它们是刑事诉讼中交流的两大支柱。
当然仅仅赋予被告权利尚不足以确保交流，国家构建刑事诉讼程序时还需避免被告行使权利遭遇系统性障碍。第一，刑事诉讼结构上要给被告行使权利留出空间。首先刑事诉讼中控辩审的角色要分开，否则审判者受到自身利益和偏见的影响，一方面听不进被告的意见，另一方面难以遏制强迫被告自我归罪的冲动。其次必须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它构成结果开放的交流的前提，也是被告有效行使诉讼权利的前提。[79]第二，代表国家的诉讼参与人应以促进交流的方式行为。这一方面要求在建构他们的程序权利与义务时以促进交流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具体诉讼行为中体现对于被告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比如法官应该独立无偏见并且只服从法律。[80]
工具化禁令对刑事诉讼提出的不容违背的要求不止提到的这些，上面的论述只是一个简要说明，更详细的探讨要留待另一篇文章了。这种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是国家作为与不作为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护卫这一界限的各种制度安排，或者说是广义的程序正义，可以进入权衡并且为重大公共利益让路，因为它们并非从工具化禁令中先验地推导出来的，而是带有现实的、偶然的因素，[81]但这种退让以不损害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限。[82]权衡依据比例原则进行，也受到法文化的影响——相较之下大陆法系更重视真相查明，英美法系更重视程序正义。[83]
四、结语
德国的实在法中并没有关于刑事诉讼目的的规定，因此对刑事诉讼正当性的探讨是纯粹法哲学性质的，它超越实在法与法教义学研究而为它们所必需：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首先是立法的基础与指引，如此刑事诉讼法才不会变成各种随意又缺乏一致性的规则的大杂烩，而是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司法者解释与适用法律、弥补法律漏洞时亦受这一理论指引；对学者而言，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是构建一个有序、融贯学科体系的起点，也是探讨各种具体问题时的默认前提。[84]我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刑事诉讼法》第一、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刑事诉讼的目的与任务，这一背景下对刑事诉讼正当性的探讨虽然仍属于法哲学范畴，却与法教义学研究直接关联，是解释《刑事诉讼法》第一、第二条时的重要参考。立足于本文秉持的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来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以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保障刑法正确实施，即惩罚罪犯、保护无辜，[85]籍此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服务于刑法的正确实施并不是为其本身，而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让公民出于趋利避害的考量[86]或者对法秩序的信任而选择遵守法律，如此才能保障安全与秩序。刑事诉讼实现上述最终目的的具体方式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也就是查明真相与诉讼经济，这构成其次级目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追求刑事诉讼目的时必须遵守的限制，对此应作狭义理解，即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否则过多的绝对性限制会堵死实现目的之路。对刑事诉讼各项基本原则以及种种具体制度的解释应以对刑事诉讼目的与限制的上述理解为基础。换句话说，刑事诉讼正当性理论将会为我国的法教义学研究提供一个出发点。
【注释】
本文的写作从与慕尼黑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晰的讨论中受益良多，谨此致谢。
[1] 谢登科：《认罪案件诉讼程序研究》，吉林大学刑法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1页。重要文献汇总见肖仕卫：《纠纷解决：一种新的刑事诉讼目的观》，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9期。
[2] 参见郝银钟：《刑事诉讼目的双重论之反思》，载《法学》2005年第8期；王天林：《原则抑或目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论”之逻辑悖反及其伪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3] 参见梁静：《论刑事诉讼目的之层次性》，载《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宋振武：《重返刑事诉讼目的单一论》，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梁玉霞：《论刑事诉讼方式的正当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王天林，同上引。
[4] 参见王天林，同上引；梁静，同上引。
[5] 各种观点的汇总见D?lling, Dieter:ber das Ziel des Strafverfahrens, in: Fahl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Beulke, Heidelberg,2015, S.679 ff m.w.N.
[6] Schmidh?user, Eberhard: Zur Frage nach dem Ziel des Strafprozesses, in: Bockelmann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Eberhard Schmidt, G?ttingen,1961, S.511,516,521 f; Weigend, Thomas: Deliktsopfer und Strafverfahren, Berlin,1989, S.213 f.
[7] Schmidh?user (Fn.6), S.521.
[8] Kudlich, Hans: Strafproze und allgemeines Mibrauchsverbot, Berlin,1998, S.226 f; Taschke, Jürgen:berlegungen zu einem künftigen Strafproze?, NJ 1993,198,200.
[9] Greco, Luis: Strafprozesstheorie und materielle Rechtskraft. Grundlagen und Dogmatik des Tatbegriffs, des Strafklageverbrauchs und der Wiederaufnahme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Berlin,2015, S.232 f.
[10] Greco (Fn.9), S.232 f.
[11] D?lling (Fn.5), S.686 f; Greco (Fn.9), S.196.
[12] Kaufmann, Arthur: Rechtsphilosophie, München,2. Aufl.1997, S.191 ff.
[13] 此前有学者直接把既判力当作刑事诉讼目的，见Vogler, Theo: Die Rechtskraft des Strafbefehls. Ein Rechtskraftproblem, Karlsruhe,1959, S.38 ff m.w.N.，因为既判力难当此重任所以现在转而求助于法安定性这一上位概念，见Dippel, Karlhans: Zur Reform des Rechts der Wideraufnahme des Verfahrens im Strafproze, GA 1972,97,106; Geppert, Klaus: Wechselwirkungen zwischen materiellem Strafrecht und Strafprozerecht, in: Duttge u.a.(Hrsg.), Ged?chtnisschrift für Ellen Schlüchter, K?ln,2002, S.43,45; Schmidh?user (Fn.6) S.514 f.
[14] Greco (Fn.9), S.348 f.
[15] 比如国家和法院的声望、保护被告、真相与公正等，对各种观点的评述见Greco (Fn.9), S.338 ff m.w.N.
[16] Greco (Fn.9), S.371 ff.
[17] Greco, Luis, Lebendiges und Totes in Feuerbachs Straftheorie. Ein Beitrag zur gegenw?rtigen strafrechtlichen Grundlagendiskussion, Berlin,2009, S.120, Fn.62.
[18] Greco (Fn.17), S.136,138,249.
[19] Greco (Fn.17), S.133 f.
[20] Greco (Fn.17), S.134 ff.
[21] Greco (Fn.17), S.136,138.
[22] Greco (Fn.17), S.252.
[23] Greco (Fn.9), S.321 ff.
[24] Greco (Fn.9), S.159,197.
[25] Greco (Fn.9), S.253,256 f,260.
[26] Sachs, Michael: Grundgesetz-Kommentar, München,4. Aufl.2007, vor Art.1 Rn.49, Art.103 Rn.12.
[27] 近似观点见梁静，同前引[3]。
[28] Greco (Fn.9), S.225,322,357.
[29] Hassemer, Winfried: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lagen des Strafverfahrens, München,2. Aufl.1990, S.153 Fn.205; Wolter, Jürgen: Wider das systemlose Abw?gungs-Strafprozessrecht, in: Heinrich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Claus Roxin, Berlin,2011, S.1245,1262 m.w.N.
[30] Hassemer, Winfried: Unverfügbares im Strafproze, in: Kaufmann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Maihofer, Frankfurt a.M.,1988, S.183 f,191; Taschke (Fn.8), S.200 f.
[31] Greco (Fn.9), S.224 ff.
[32] Roxin, Clau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I, München,4. Aufl.2006,§ 3 Rn.2 ff.
[33] Roxin (Fn.32),§ 3 Rn.11 ff,21 ff.
[34] Roxin (Fn.32),§ 3 Rn.8 f,16 ff,32,60 ff.
[35] Roxin (Fn.32),§ 3 Rn.37 ff,59.
[36] Perron, Walter: Das Beweisantragsrecht des Beschuldigten im deutschen Strafproze, Berlin,1995, S.39 f; Weigend (Fn.6), S.194 f; Geppert (Fn.13), S.44.
[37] Greco (Fn.17), S.129 f,168; Donna, Edgardo Alberto: Die ethische Autonomie des Menschen als wesentliches Rechtsgut, in: Hefendehl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Bernd Schünemann, Berlin,2014, S.17,23; Hassemer (Fn.30), S.202 f.
[38] 近似观点见汪海燕：《解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析宪法修改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影响》，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2期。
[39] Arzt, Gunther: Die deutsch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zwischen Studentenberg und Publikationsflut, in: Dornseifer u.a.(Hrsg.), Ged?chtnisschrift für Armin Kaufmann, K?ln,1989, S.839,847 ff; Rie, Peter: Verfassungsrecht und Strafproze, StraFo 1995,94,95.
[40] 近似观点见王天林，同前引[2]；梁静，同前引[3]；宋振武，同前引[3]。
[41] Roxin (Fn.32),§ 3 Rn.54.
[42] Stamp, Frauke: Die Wahrheit im Strafverfahren, Baden-Baden,1998, S.51 ff,247; Schmitt, Bertram: Die richterliche Beweiswürdigung im Strafproze, Lübeck,1992, S.177; Erb, Volker: Zur Legitimation“ von Fehlverurteilungsrisiken, in: Hanack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Peter Rie, Berlin,2002, S.77,92.
[43] RGSt 61,202,206; BGH StV 2011,3; Schmitt (Fn.42), S.201 ff m.w.N.
[44] Greco (Fn.9), S.184; Taschke (Fn.8), S.199; Paulus, Rainer: Abhandlungen zum Strafprozessrecht und zum Strafrecht, Berlin,2013, S.268 ff m.w.N.; D?lling (Fn.5), S.682.
[45] 在德国，与法律真实这一术语近似的概念有两个，其一是die prozessuale Wahrheit，直译为程序真实，其二是die formelle Wahrheit，直译为形式真实。
[46] Stamp (Fn.42), S.247; Taschke (Fn.8), S.199.
[47] 近似观点见刘毅：《刑事诉讼目的论》，湘潭大学诉讼法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7-38页。
[48] Gollwitzer, Walter: Gerechtigkeit und Prozewirtschaftlichkeit, in: G?ssel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Theodor Kleinknecht, München,1985, S.147,150,153; Rie, Peter: Prolegomena zu einer Gesamtreform des Strafverfahrensrechts, in: Hassenpflug (Hrsg.), Festschrift für Karl Sch?fer, Berlin,1980, S.155,173; Peters, Karl: Beschleunigung des Strafverfahrens und die Grenzen der Verfahrensbeschleunigung, in: Schreiber (Hrsg.), Strafproze und Reform, Neuwied,1979, S.82; Albrecht, Hans-J?rg: Ist das Strafverfahren noch zu beschleunigen, NJ 1994,396.
[49] ter Veen, Heino: Beweisumfang und Verfahrens?konomie im Strafproze, Heidelberg,1995, S.226; Küng-Hofer, Rolf: Die Beschleunigung des Strafverfahrens unter Wahrung der Rechtsstaatlichkeit, Bern,1984, S.24 ff; Hillenkamp, Thomas: Verwirkung des Strafanspruches durch Verfahrensverz?gerung?, JR 1975,133,134 f.
[50] ter Veen (Fn.49), S.226; Küng-Hofer (Fn.49), S.26 f; Hillenkamp (Fn.49), S.135.
[51] ter Veen (Fn.49), S.226; Küng-Hofer (Fn.49), S.23 f,26; Hillenkamp (Fn.49), S.134.
[52] ter Veen (Fn.49), S.227; Fezer, Gerhard: Der Beschleunigungsgrundsatz als allgemeine Auslegungsmaxime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in: Sch?ch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Gunter Widmaier, K?ln,2008, S.177,178;B?rner, Rene: Legitimation durch Strafverfahren, Berlin,2014, S.195 f.
[53] Gollwitzer (Fn.48), S.153.
[54] Gollwitzer (Fn.48), S.156.
[55] Hassemer (Fn.29), S.149 ff; Wolfslast, Gabriele: Absprachen im Strafproze, NStZ 1990,409,413.
[56] Greco (Fn.9), S.275 f; Schünemann, Bernd: Reflexionen über die Zukunft des deutschen Strafverfahrens, in: von Gamm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Gerd Pfeiffer, K?ln,1988, S.461,482 f; Wolfslast (Fn.55), S.413 f.
[57] ter Veen(Fn.49), S.233 f; Gollwitzer (Fn.48), S.159; Wolfslast (Fn.55), S.413 f.
[58]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59] Wolfslast (Fn.55), S.413; BVerfG NStZ 1987,419.
[60] Roxin, Imme: Ambivalente Wirkungen des Beschleunigungsgebotes, GA 2010,425,434; Frister, Helmut: Beschleunig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durch Einschr?nkung von Verteidigungsrechten?, StV 1994,445,454; B?rner (Fn.52), S.196.
[61] Kühne, Hans Heiner: Die realen und potentiellen Auswirkungen des Beschleunigungsgebots für die Struktur des Strafverfahrensrechts, JZ 2010,821,822; Wohlers, Wolfgang: Das Strafverfahren in den Zeiten der “Eilkrankheit”, NJW 2010,2470.
[62] Hassemer (Fn.29), S.151; Paulus (Fn.44), S.176 f; Albrecht (Fn.48), S.399; Wolfslast (Fn.55), S.413 f.
[63] Greco (Fn.9), S.185.
[64] 司法实践中此种情况并不少见，引起学者关注，见Schmidt-Hieber, Werner: Vereinbarungen im Strafverfahren, NJW 1982,1017,1020.
[65] 近似观点见汪海燕，同前引[38]。
[66] Greco (Fn.17), S.178 ff.
[67] Roxin, Claus / Schünemann, Bernd: Strafverfahrensrecht, München,27. Aufl.2012,§ 29 Rn.3.
[68] Rogall, Klaus, in: SK-StPO, Bd.II, K?ln,4. Aufl.2010, vor §133 ff Rn.78; Greco (Fn.17), S.185.
[69] Greco (Fn.17), S.185 f; ders.: Die Regeln hinter der Ausnahme. Gedanken zur Folter in sog. ticking time bomb-Konstellationen, GA 2007,628,636.
[70] Greco (Fn.17), S.186; ders.(Fn.69), S.628 Fn.2,636 f.
[71] Greco, Luis: Was ist Folter?, in: Hefendehl u.a.(Hrsg.), Festschrift für Bernd Schünemann, Berlin,2014, S.69,75 f.
[72] Greco (Fn.9), S.235,253 f; Kühne, Hans Heiner: Strafverfahrensrecht als Kommunikationsproblem, Heidelberg,1978, S.59; Kahlo, Michael: Der Begriff der Prozesubjektivit?t und seine Bedeutung im reformierten Strafverfahren, besonders für die Rechtsstellung des Beschuldigten, KritV 1997,183,199.
[73] Kühne, Hans Heiner, in: LR-StPO, Bd.I, Berlin,26. Aufl.2006, Einl. I Rn.75.获得注意权还要求法庭对判决说理，只有这样才能判断法庭是否真的考虑了被告的意见，见Esser, Robert, in: LR-StPO, Bd.11, Berlin,26. Aufl.2012, EMRK Art.6 Rn.231 m.w.N.
[74] Kahlo (Fn.72), S.201.
[75] 此禁令长久以来的含义都是不得强迫被告以言词自我归罪，禁止强迫被告通过言词之外的方式自证其罪是对该禁令的扩张解释，有学者甚至提议进一步的扩张，即据此禁止欺骗被告获得自我归罪言论的行为。这一发展史见Dingeldey, Thomas: Das Prinzip der Aussagefreiheit im Strafproze recht, JA 1984,407 f; Verrel, Torsten: Nemo tenetur-Rekonstruktion eines Verfahrensgrundsatzes-1.Teil, NStZ 1997,361 ff.
[76] Greco (Fn.9), S.256 f.
[77] 近似观点区分强迫和自我归罪两个要素，认为后者是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禁令的核心，见Rogall (Fn.68), vor §133 ff Rn.137.
[78] Greco (Fn.9), S.259.
[79] Rogall (Fn.68), vor §133 ff Rn.75; Esser (Fn.73), EMRK Art.6 Rn.445.
[80] Kahlo (Fn.72), S.206 ff; Kühne (Fn.72), S.64 ff.
[81] B?rner (Fn.52), S.165; Gollwitzer (Fn.48), S.160.
[82] 近似观点见林劲松：《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3-29页。
[83] Perron (Fn.36), S.74,125.
[84] 此处借用了关于刑罚正当性理论的论述，参见Bauer, Anton: Die Warnungstheorie. Nebst einer Darstellung und Beurtheilung aller Strafrechtstheorien, G?ttingen,1830, S.244 ff; Greco (Fn.17), S.204 f.
[85] 同前引[3]，[38]。
[86] 同前引[38]。
【作者简介】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西部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