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2017-01-13

自首制度，又称自首从宽制度，是中西兼有、古今通行的刑法制度，在鼓励犯罪人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团伙和减少国家发现犯罪成本方面成效显著。在我国古代，《尚书》中就有关于自首制度的萌芽，汉律有“先自告除其罪”的规定，而总结完善自首制度并集大成者，则属唐律。唐律关于自首的制度，规定在《名例》三十七“犯罪未发自首条”，基本规定是，“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即在犯罪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时就前去自首，可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必须将不法获得的赃物，依法如数退还。

值得注意的是，唐律中的自首是有例外的，在某些情形中，犯罪人即使自首了也不被原宥，即“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即事发逃亡，若越度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笔者认为，这是唐律自首制度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以下诸条展开分析：

其于人损伤

对于“损伤”的含义，《唐律疏议》中这样解释，“损，谓损人身体；伤，见血为伤”。律文的注则称，“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本因过失者，听从本”。为了帮助理解，《唐律疏议》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意是如果为了偷盗而故意杀害或者伤害他人后自首的，偷盗罪可以免予追究，但是故意杀人或故意伤人仍需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因偷盗而过失杀人或者伤人的，同样免除偷盗罪，按照过失杀、伤处理。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关乎人身安全的重罪，唐律不吝重典。这是因为，人身伤害和杀害不仅严重威胁社会一般成员的生命安全，也动摇了皇权统治的根本秩序。正因为对此类犯罪的高度关注，唐律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例如，关于杀人罪在唐律中就有“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和“戏杀”六种情形，而各种情形因犯罪动机不同而处以不同的刑罚。

唐代关于杀、伤“自首不原”的规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水浒》中，武松为报兄长之仇杀了西门庆，其后自首，司法官员为了保全武松，将其罪名从“谋杀”（预谋杀人）改为“斗杀”（斗殴杀人），但即使如此，由于“杀伤不原”，所以司法官员在判词中这样写道，“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药酒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于物不可备偿

即因犯罪所毁损、灭失的特定物品是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形，不能认定为自首。具体包含哪些物品呢？《唐律疏议》解释为“谓宝、印、旗、幡、帜、禁兵器及禁书之类”，即包括皇帝的玉玺，官员的印信、符节、文书，军队的装备、兵器，等等。不难看出，这些物品大多涉及封建皇权统治中最为核心部分的符号或象征，而凡是涉及损毁这些物品的犯罪即使不是“十恶重罪”，也是情节极为严重的其他罪名。从维护封建皇权、行政管理和国防安全的角度，此类罪行即使自首也不能宽免。例如，盗取皇帝玉玺的行为属于“十恶重罪”中的“大不敬”，而损毁玉玺无疑更为严重，自然不能因为自首而原宥。

事发逃亡

这是指犯罪已然东窗事发，犯罪人因而逃亡，在逃亡过程中自首，不予认定为自首。由此不难看出，唐律对于自首的判定相比现代在犯罪人的悔罪时间上要求更为严格，仅限于在犯罪被发现之前就自动归案。显然，此时归案，第一，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小，迷途知返，诚心悔罪；第二，能瓦解更大的团伙犯罪或者避免更为严重的后续罪行；第三，能使得司法机关的资源免于启动。

时至现代，为了给予犯罪人更多的改过自新机会，我国现行刑法将自首时间大大延长。以一般自首为例，只要发生于归案之前即可，即犯罪之后，被施以强制措施之前。无疑，这充分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越度关及奸

“越度关”，是指偷越边境；奸，是指奸污良人（不包括部曲、奴婢）。不难理解，偷越边境危害国家安全，因此此类犯罪不可宽免；而“奸”在重视伦理名节的封建社会，自然同样难以被原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奸”罪限于良人，而不包括部曲、奴婢，说明了封建社会阶级的不平等渗透到了法律的各个层面。例如，在普通的奸淫犯罪中，刑罚是徒一年半；如果是奸他人部曲之妻的，则只需杖一百。

私习天文

这一情形非常具有特色，即私下学习天文知识，即使自首也不能宽免。在封建社会，天象被认为与国家兴衰祸福直接相关，因此能解读天象者无疑相当于掌握了国家盛衰的秘密。例如，据史书记载，唐朝太史令李淳风夜观天象，发现太白星连日出现在白天，于是占卜后上奏唐太宗，称“女主当昌”。显然，这一记载不但宣扬出天象预测的准确，也说明了唐律将相关天文知识通过刑法予以垄断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