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它深刻批判了封建八股制度和官场的黑暗。在第二十四回“牛浦郎牵连多讼事鲍文卿整理旧生涯”中，记载了一件“和尚诈诉父亲转世为牛”的案件，呈现出明清时代审判的典型特征。为了讲清来龙去脉，笔者现将该案摘录如下：

……这一天，知县坐堂，审的是三件。第一件，“为活杀父命事”，告状的是个和尚。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见人家放的许多牛，内中有一条牛见这和尚，把两眼睁睁的只望着他。和尚觉得心动，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两眼抛梭的淌下泪来。和尚慌到牛眼前跪下，牛伸出舌头来舔他的头，舐着，那眼泪越发多了。和尚方才知道是他的父亲转世，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施舍在庵里供养着。不想被庵里邻居牵去杀了，所以来告状，就带施牛的这个人做干证。向知县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邻居来问。邻居道：“三四日前，是这和尚牵了这个牛来卖与小的，小的买到手，就杀了。和尚昨日又来向小的说，这牛是他父亲变的，要多卖几两银子，前日银子卖少了，要来找价，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来。小的听见人说‘这牛并不是他父亲变的。这和尚积年剃了光头，把盐搽在头上，走到放牛所在，见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眼前，哄出牛舌头来舔他的头，牛但凡舔着盐，就要淌出眼水来，他就说是他父亲，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施舍了来，就卖钱用，不是一道了’。这回又拿这事告小的，求老爷做主！”向知县叫那施牛的人问道：“这牛果然是你施与他家的，不曾要钱？”施牛的道：“小的白送与他，不曾要一个钱。”向知县道：“轮回之事本属渺茫，哪有这个道理？况既说父亲转世，不该又卖钱用。这秃奴可恶极了！”即丢下签来，重责二十，赶了出去。

通过这起案件，不难看出明清时代民事案件审判的若干特点。

民事审判刑事化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在司法审判中，无论案件是何种类型，均广泛运用刑法手段。如唐律中规定，“买奴婢牛马不立券，过三日，笞三十”，即将不订立合同的行为通过笞刑处罚；又如，唐律中规定，“闻夫丧，匿不举哀，流二千里”，更是将伦理义务入罪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同样，在本案中，“重刑轻民”的倾向十分明显。

例如，原告和尚在本案中将民事案由夸张为刑事案由。通读全案不难得知，本案是一头牛的买卖纠纷，和尚卖牛后嫌对价少又想更改合同，双方协商不成因而成讼，但是和尚起诉的案由却是非常刑事化的“为活杀父命事”，从字面解释即为“原告父亲被活活杀害”，视觉冲击力极强。尽管“父亲转世”之说完全是和尚编造的谎话，但是“民事案件刑事化”的确是明清时代诉请的一个明显特征，其原因是司法官员秉持厌讼主义，将正当维权的民众视为“健讼刁民”，经常因为细枝末节拒绝受理民事案件。在此背景下，原告为了能使案件被顺利受理，夸大案由相袭成风。例如，在涉及房产纠纷的案由中使用“虎豪吞业”、“群恶抄家”、“抄家欺孤”；在涉及婚姻类的案由中使用“豪强奸娶“、“贪心兽合”、“刀夺发妻”等等。

又如，从审理时间上来看，县令在一天的某段时间里连续审了三起案件，从审判过程看，并非是因为法官注重效率，而恰恰是过程潦草，程序简单，既不查问物证，又不召唤人证，充分体现出古代官员对民事审判的轻视和任性。

凭主观臆断轻客观证据

由于古代官员都是儒生出身，精通经义，但对司法审判却缺乏专门的训练（刑名之学往往由刑名幕友习学传承），因此在案件审理中无法科学运用证据规则；另一方面，由于轻视民事案件，官员们也不愿耗费过多精力，因此在案件审理中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庭调查和多轮质证，审判结果常常取决于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

例如，本案中，和尚诉请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被告所杀之牛为其父亲转世，而这种“轮回”之说事实上无法证明，所以和尚对此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只能提供一个关于“牛舐头”和“牛流泪”的旁证（证人证言）。而“轮回”之说虽然不能证明，但却可以证伪，被告因此提供了其所听到的关于和尚招摇撞骗的传闻事实。对于这个事关核心事实真伪查明的传闻证据，法官却并未究问传闻者的身份，也未当场传召以当面质证。显然，案件进行到这个阶段，按照现代司法的标准，属于典型的事实真伪不明，法官应当进一步展开调查。但是县令却草率作出了判决，从判决结果来看，其未经查证核实就采纳了被告方的说辞，实为主观臆断和偏听偏信（尽管结果可能是符合正义的）。我们来看看县令判决的两条理由：

第一，“轮回之事，本属渺茫”。如前文所述，和尚关于“轮回之事”难以直接证明，被告本来可以证伪（“小的听人说”），但县令并未从这条线索上深入调查下去，而是直接用经验事实予以否定，换言之，县令基于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目睹“轮回”的经验事实，判断其概率极低（“渺茫”），所以不予采信。

第二，“况既说父亲转世，不该又卖钱用”。前文提到，“卖钱”之说是被告的抗辩，县令并未调查核实，而是直接采信，实为臆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到县令的推理思路：如果没有前因后果，被告为何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牵走牛并且宰杀呢（正常情况下应当是悄悄盗走宰杀不被发现）？显然，这也是一种对经验事实的判断。

经义断狱

前文提及，司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而古代官员大多为科举出身，不习刑名之术。例如，和尚用“转世”之说骗取他人耕牛，已构成“诈欺财物”之罪，但县令并未追究；又如，县令判决表明其已确信和尚系诬告，但又不依律治罪。唐律规定，“诬告人者，各反坐”。换言之，以故意杀人罪诬告对方，就应按照故意杀人罪被处罚。而明清律法对于诬告罪的处罚较唐律更重，采取的是“反坐加重”的原则。但在本案中，和尚的行为显然没有被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该县令不通律法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从判决结果来看，法官却精通另一门裁判技术——经义断狱。如前文所言，古代官员谙习儒家经典，因此更习惯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强调审查当事人的主观动机是否合乎礼教纲常。例如，本案中县令最后将和尚“重责二十”（杖刑），并非是因为惩治其诬告他人（如果系惩治诬告则杖刑太轻），而是因为其既称“父亲转世”，又将父亲“卖钱用”，因此，“这秃奴可恶极了”！可见，在本案中，儒家的孝道对于县令的价值评判产生了重大影响。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6-09-02